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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东、山口隆一“炮轰天安门”案始末

史实揭秘 2019-06-11 04: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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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9期

李安东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北京曾宣判了一起美国间谍案。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人山口隆一因企图炮轰天安门,被判处死刑。近年来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证据不足。本人在研究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档案中,发现了1947年北平军事法庭审判李安东的档案。与1951年的审判相关联,可以再现李安东间谍案的全过程。


1947年北平军事法庭审判李安东间谍案


此案的缘起,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驻北平情报员韩柏华1946年6月6日给上级的一份侦查报告表:


地点:贡院(街)甘雨胡同


为报告侦查意人安吐尼雷渥犯罪由


窃职奉派侦查意人安吐尼雷渥罪行等情,遵即据悉:该意人现住○○号,刻闲居时,常出入于天主教堂,举动阔绰。渠于十年前即来我国迁游,据其有十年历史之仆侍李某声称:“该意人确于十年前贩卖军火,挑动我国内乱。购者亦形复杂份子,无从究考,因而致富。且交游广泛,供给日人日高、松田情报,亦不在免。但举动非常严密,日敌收意使馆系统,由渠一人与使馆当局交涉,利敌工作,想而见明”等语。据此,报请鉴核。


又据贡院东街管段警察消息:安吐尼雷渥即李安东,系由RIVA字译来。在意使馆代日寇设立电台,亦为事实。合并报告。


职 韩柏华 谨呈


经过进一步侦查,“中统”又掌握了李安东更多的情况。


安吐尼雷渥ANTONIO RIVA


意大利人,年龄不详,住北平甘雨胡同。


生于中国,长于上海。能操极好之华语、意大利语、法语及英语或德语。


彼从意大利归来,为一法西斯之信徒。其藉贩卖军火售与中国官方而获渔利,曾一度卖与当时某军大量军火。时为中国内乱时期,该批军火尚未运到之前,彼已接受大量之军火费,而该军已形瓦解,彼遂获利甚巨。


彼因未向意政府交纳该巨款而为意政府所逐,并取消其上尉名义(而彼仍以上尉名义招摇迄今)。因是生活极为奢侈,此种生活正表示其不合法及不正常之享受。


关于安于战争时期与日、德合作事实,有下列数点:


1.彼时常按期供给日人日高及松田二人情报,日高及松田者是时为日军事秘密情报部之重要人员,意人BOREA知之最悉。


2.彼曾于意使馆内设置无线电台,该电台为当时亚洲最大之电台。该台为日人利用为军事连络,以促进日人在太平洋之战争,德国无线电台专家亦曾利用而援助日人。此事于1944年意投降以后,日本封闭意使馆后所发生。


3.彼曾率领日本武装军队乘武装车辆进入意使馆,解除当时意驻军司令官玛拉新MARASCHIN之部属武装。


4.彼曾于战时与德国使馆情报科长名户普斯Hoops过从甚密。且邀彼欢宴于东交民巷台基厂北京俱乐部。彼为户普斯转任上海前,唯一意大利人被邀请者。彼常出入于德使馆,曾于墨索里尼被德人救出后,请求德人代办奥尔敦宝博士Dr.Altenborg为彼发出若许电报致墨氏,上述其与日、德人之关系则完全清楚矣。


关于其近况,彼甚少外出,既出则于夜间或傍晚。


情报转到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人很重视,于是将此案转到北平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军事审判法庭。北平军事法庭接函后,决定收审李安东。稽查处于6月24日在北京贡院东街4号将李安东逮捕,送交军事法庭。8月19日,军事法庭检察官任钟垿对李安东进行侦讯。李安东承认,曾向齐燮元、鹿钟麟、吴佩孚、曹锟等多人卖与军火;在七七事变后,又曾接头向伪政府卖军火,但未卖成。而对于向日高及松田等提供情报,李安东则一概否认。


李安东在押期间,曾写了一个长长的自传,以解释自己被指控的罪行,洗清自己。法庭找人翻译这个意大利文版的自传,国民党北平情报机关的人员一道研究此事。最后提供给法庭的中文译本,加入了许多中方人员的分析,把李安东的“自传”变成了“评传”。从这个自传里,我们可以基本理清李安东在中国的生活轨迹。


第一阶段,他从一个意大利空军军官,转来中国,开始在中国军阀中做军火生意。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普遍。中国军阀混战,各路军阀都在寻求自己的投资人和军火供应。各国也纷纷在其中寻找代理人,通过投资某军阀谋求在华利益和特权。李安东生于中国,精通汉语,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于是李安东在意大利政府与中国军阀间穿针引线,大发其财。


第二阶段: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李安东投资失败。于是在北平充当记者,又在中意文化协会编书,但这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势力已经渗透华北,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变成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各方都需要情报,以决定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李安东又依靠他的社交能力,与意大利使馆和日本情报机构都搭上了关系。当年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等大城市,有一批人专门从事卖情报的职业。他们不属于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而是见利而行。谁有需求,谁给钱,就为谁服务。所以有的人是几面间谍,卖情报给这家,又从这家搜罗情报卖给另一家。李安东在这些活动中,逐渐与日本情报机关搭上关系。加上二战初期德意日的同盟关系,这种交往就更为密切。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意大利战败投降后,李安东立即联系日本当局,接管在北平的意大利使馆。他一度成为意大利在北平侨民的代表,与日本人交涉沟通各种事项。包括日本企图侵占意大利大使馆和兵营房产时,李安东出面维护意大利政府利益,并与日方交涉。他与日本北平特务头子日高富明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第三阶段:日本投降之后到李安东被捕前。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北平等地的西方侨民都被日军视为敌对国民,陆续拘禁到集中营和拘留所中。李安东没有受这个苦,继续在北平过着体面的生活。许多北平意大利侨民也遭拘禁。1945年战争后期,北平、太原等地外侨被迁移到山东潍县的一个大教堂,集中管理。美军在青岛登陆后,解救了潍县的外侨。这些侨民回到北平后,认为李安东是日本间谍,向美军举报其劣行。李安东向美国当局申诉,未被理会。国民党“中统”情报机關开始监视调查李安东,绝非偶然。


此案最重要的证人日本驻北平特务头子日高富明大佐,被上海军事法庭调去作证,直到1947年4月才回到北平战犯拘留所。1947年4月15日北平军事法庭检察官任钟垿同时审讯了日高富明。日高富明声称在1944年11月认识了李安东,但否认彼此间有情报往来。


不知什么原因,北平军事法庭对李安东间谍案不再往下查了。也许是因为法庭需要审判的日本战犯就有上百人,上级命令在1947年底结束审判,工作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李安东的所作所为对国民政府也没有什么危害。在1947年4月15日侦查讯问后,4月19日检察官就起草了对李安东不起诉的处分书,就此了结。北平军事法庭按程序上报到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核准。1947年8月19日李安东获假释。


1951年审判李安东间谍案


李安东逃过一劫。他并未从此洗手不干,老实做人,而是又和美国情报机构搭上了关系。这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谁给好处就给谁做事。他自以为意大利人在中国属于中立者,国共双方都不会在意他。因此当1949年北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西方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纷纷撤离,外国侨民也纷纷回国,李安东却泰然自若,留在北京不走。他以为还能像在民国时期一样,做一个自由外侨,享受特权和豁免权。1951年,李安东作为镇反重大涉外间谍案首犯,轰动一时。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全版,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死刑的新闻。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抓的一个大案。起诉书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合谋,妄图于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我国国庆节大会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我参加国庆大典的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从侦查山口隆一开始的。1950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山口隆一寄往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厚厚的航空信件,信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而成。信件的投送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经秘密渠道证实,这里是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CIC)的所在。信件的内容是:“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計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上面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有日文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有一段文字:“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山口隆一手绘的天安门草图


这个草图引起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保卫局的高度重视。山口隆一早就被公安局派人监控,他的行踪和信件都被我方掌握。他的职业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根本不是经营消防器材的商人,他画这个图的用意是什么?信中提到“10月1日发货”,正是新中国的国庆节。公安侦查员当然把这些联系起来了。山口要用什么手段在天安门搞破坏呢?于是公安人员密切监视山口隆一来往的人员,这就牵出了李安东。前面提到,李安东也曾在“中意协会”从事文化工作,也编过书,与法文图书馆来往是经常的事。他在1947年被捕的前科和间谍的罪名,更引起公安人员的警惕。截获山口的信件已经是9月18日,离国庆节很近。公安部长罗瑞卿请示周恩来总理,经过批准,于1950年9月26日逮捕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


逮捕李安东后,对其甘雨胡同住宅进行搜查,就更令人震惊了。他家中藏有迫击炮1门、手枪1支、手枪和步枪子弹235发。北平解放后,军官会曾公开布告收缴武器弹药。李安东隐瞒不报,又不能说明武器来源。于是,一个“炮轰天安门”的惊天大案就此产生。


经过进一步的审讯和侦查,1951年又逮捕了意大利人马迪懦和法国人魏智。魏智是1951年3月被捕的。他是北平法国图书馆经理,山口隆一的老板,有嫌疑是情理之中。马迪懦是罗马教廷派驻河北易县的主教,住在北京。他是1951年5月被捕,但在他家中缴获了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一个主教藏这么多军火干什么?自然与李安东联系到了一起。至此,一个“美国间谍案”被破获了。


为什么叫“美国间谍案”?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系人——包瑞德上校。包瑞德曾与中共高层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抗战后期,美军为了协调国共双方的共同抗战,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组长由包瑞德上校担任。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包括供给美军情报、组织营救美国飞行员、准许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内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这篇社论原题目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亲自增加了“的战友们”四个字。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包瑞德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1946年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进攻解放区,中共与美国关系敌对。包瑞德转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包瑞德依然留在北平,但是他的外交官身份不被中共承认。凡是和包瑞德有联系的人,都在监控之中。当时包瑞德活动的主要地点,包括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和位于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李安东、山口隆一都曾到过。这些非美国籍的外国侨民就成了包瑞德情报网中的成员,所以起诉书在这些人的罪行中都提到他们与包瑞德往来信件,提供了大量情报。


但是这些外侨究竟能提供多少情报?质量如何?从他们的身份和活动范围看,其情报价值有限。例如山口隆一搜集的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等卡片210份,就是一些基本情况,职务、简历、住址等。李安东、哲立等提供的社会、经济情报,也属一般。真正有重大作用的中共高层决策、军事情报等,他们是得不到的。但是在当年中美敌对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也能构成间谍罪的证据了。


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召开了公判大会,由罗瑞卿部长亲自担任公诉人,对李安东等人进行宣判。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智、哲立、甘斯纳及中国人马新清各被判处有期徒刑。


判决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处决。马迪懦、魏智、哲立、甘斯纳在监禁一段时间后,被驱逐出境。


涉案7人各被处以不同处罚


间谍案背后的中美关系与外交斗争


为什么当年要大张旗鼓地公开宣判李安东、山口隆一?我们必须从当时的中美关系和镇反运动的背景去解释。


在此之前的1949年6月,沈阳发生了指控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的“美国间谍”案。这个案件颇为曲折。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朱其文任第一任沈阳市市长。5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与英、法两国总领事,苏联商务代办接到朱市长的邀请,前往市政府拜会朱市长。会见是礼节性的,朱市长面带笑容,介绍了新政府保护外国人的一些必要措施,包括发放证件、机动车通行证和标志旗,以及派兵守卫各领事馆和重要的外国人住宅等。三天之后,朱市长到美国领事馆进行了回访,而且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当天晚上,陈云得知了朱其文与美国总领事的互访后,严厉地批评了他:“擅自回访,极不妥当。外事问题,有些不必讲,有些不应讲,言多必失。要知道,对方是帝国主义!”次日,陈云、伍修权和陶铸就此事向中央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


11月11日,陈云向林彪汇报了沈阳军管会有关外事问题的决议:1.对外国人少见、不见,允许才见。2.对外领人员的法律地位暂不承认。3.有关外领提出的问题,可以回答,但不多讲。4.外领提出的问题不在沈阳市长工作范围内的,不予回应。5.已经发放的外领汽车通行证,全部收回。


林彪同意陈云的处置措施,并指示:这些领事馆有没有电台?如果有,一定要缴下来。陈云立即召集沈阳军管会负责人开会,落实林彪提出的收缴电台指示。


1948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发出公函和通令,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瓦尔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军管会坚持到期限后将派人员前往领馆接收一切。20日下午,沈阳军管会派人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并声明不再承认瓦尔德的领事身份,禁止旧美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被分别软禁。


瓦尔德不明白为何采取如此强硬的做法。实际上,从朱其文事件开始,事态的发展就与中央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中共中央强调:外交事务各地必须听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不得擅自行动。11月10日,东北局请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中共中央指示: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当美国总领事瓦尔德拒绝交出电台,沈阳军管会请示是否有权进入领事馆强制执行,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电明确提出: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


虽然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采取强制行动,毛泽东还留有余地,他提出: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比如电台“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但是11月25日东北局报告:沈阳方面在软禁瓦尔德等人之后,对美领馆进行了搜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嫌疑人全部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这个情况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恩来又起草了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对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西方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


中共中央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強硬行动,就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虽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表示愿意同中共中央接触,中共中央也表现出与美国交往的愿望,但是美国政府坚持敌视新中国的立场,禁止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中共中央不再抱任何幻想,决定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美国与中国之关系(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重要文章。并且在7月1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瓦尔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瓦尔德等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1950年1月6日,中国政府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外交人员,包瑞德也离开北京去香港。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时,将其形容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镇反运动与间谍案的宣判


由此可见,在中共中央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对美国在华的势力和关系,都属于严厉打击范围内。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等人都与包瑞德和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有关,也都被划入间谍的范围之内。李安东、山口隆一“炮轰天安门”的大案,按习惯做法,应该是从重从快判决,但是却推迟到1951年8月才宣判。而且逮捕马迪懦等人也在1951年5月。这个情况又和1951年镇反运动有直接关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议,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这时,中国国内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海空军加强对东南沿海的封锁,准备反攻大陆。国内隐藏的特务、土匪、敌对势力在各地制造杀人、抢劫、攻击地方政府的行动。一些旧军队、旧人员的留用人员也心怀不满,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新中国政权垮台。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做出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重大决策。


镇反运动在1951年上半年形成高潮,但也出现了有些地方扩大化的情况。中央及时调整政策,5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强调“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对多数反革命犯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死刑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国内展开反帝爱国运动,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除了美国势力,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各个教堂、学校、医院也是清理的重点。在这个运动的背景下,马迪懦的被捕也在意料之中。


所以,大张旗鼓地在北京公开宣判李安东等美国间谍,正是肃反和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一个代表性举动。但是在判决的时间和方式上,是做了周密考虑的。第一,宣判的时机在肃反运动的后期,也是中央强调纠偏的政策之后。从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看,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会轻易对外国侨民判处死刑的。第二,这个案件是美国间谍案,但判刑的七人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这说明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还是留有充分的余地。瓦尔德、包瑞德都是驱逐出境,可谓打击严厉,处理从宽。但是山口隆一抗战期间是日本军官,本身就是犯有战争罪行的人。李安东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民国时期就有间谍罪的前科。将他们二人处死,对国际关系影响不大。而其余的马迪懦、哲立等人都判刑后驱逐出境,也表现了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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