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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湖自尽 | 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

西北孤莲 2020-04-24 09:11:42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


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梁启超因此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并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就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回顾王国维短暂的一生,人们不禁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过客居然留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果。


1903年,年仅26岁的王国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王国维的早期著作中,他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


虽然王国维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


1907年起,王国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从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著名学者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国维在京都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王国维的后期著作,包括《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等,对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著,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


王国维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其独到的治学方法,更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归结和评价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清宫南书房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常常到东山脚下的永观堂散步。1916年元月,王国维踏上回国的路程,为纪念他在日本的这些岁月,他从此便改号观堂。1921年王国维自编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不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坚辞不就,仅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清华大学期间,王国维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成为“教授的教授”。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其实,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的知音罗振玉已携眷东渡,好朋友梁启超也正在津门养病。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惟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厚培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


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


当时有一园工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捞出来后约一二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就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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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西北孤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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