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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三次北京之行

我爱近代史 2021-10-10 12:07:02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三次踏上这块革命的沃土,每次都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相连。北京既是先生走向革命的起点,也是其革命生涯的最后一站。

首次莅京:从改良到革命的转折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来到北京。

此前,孙中山曾在美国檀香山上了5年学,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近代教育。后来,他又在广州、澳门一带行医,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底层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国家和人民的境遇,使他坚定了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

孙中山首次北京之行前,其政治理念总体上还是改良主义思想为主,他几次上书当地官府,想依靠现有政权和官吏来实现他改良社会的计划,但一次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他还曾到天津上书李鸿章,主张学习世界列强的治国方法和经验,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并没有受到李鸿章的接见。

      随后,孙中山和好友陆皓东赶赴北京,据考证当时可能住在香山会馆(今珠朝街5号)。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华民族面临重重危机,然而先生在北京看到的却是一番歌舞升平的景象,慈禧太后正用海军军费大张旗鼓地准备她的六十大寿,重新修建颐和园,京城官场里的腐败之相毕露无遗。满腔热血寄希望于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改良的孙中山带着失望和沮丧离开了北京。上书失败之后,孙中山转赴檀香山,陆皓东则留在国内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广州起义时陆皓东被捕,随后英勇就义,孙中山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



北京之行的所见所闻以及不久传来的甲午战败消息,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认识到“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寄希望于清政府“实现任何改进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次北京之行,使孙中山目睹了清王朝腐朽顽固的本质,他下定决心与之决裂,并坚定地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道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905年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再次莅京:维护民主共和成果

辛亥革命后,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尽早结束清政府的腐朽统治,1912年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孙中山也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己即行辞职让位。1912年2月13日,即溥仪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并举荐袁世凯继任。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卸任不久,袁世凯就发出邀请,并派人南下广州请孙北上“共商国是”。面对复杂尖锐的政治局势,为了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并表示“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北京,下榻于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迎宾馆。许多老百姓涌上街头,夹道欢迎,争相目睹其风采,所经之处欢声雷动,各大报刊也争相报道其行程。抵京当晚,孙中山就前往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与袁世凯进行会谈。在京期间,孙中山前后与袁进行了13次会谈。袁世凯曾以保护孙中山为名,派马队侍从跟随左右,并在其出行沿途派军警护卫,断绝交通。孙中山出行时发现途中没有行人,深感诧异,一问才知缘由。于是孙中山说道:“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是民国一分子,若如此尊严……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

8月25日下午,孙中山前往虎坊桥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他指出“今日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



      孙中山这次在北京共停留了24天,一直持续到9月17日。其间,孙中山接见、会晤各界代表,出席各种活动,如到南口考察京张铁路,在灯市口、东交民巷等地参加欢迎会等。在这些场合,孙中山发表演讲,阐述他的革命思想和主张,宣扬民主共和制度、民生主义,以及其实业建设富强民国的理念。

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北京,正是中国政治氛围处于极其复杂、动荡的时期。孙中山一心为公的精神和革命政治家的本色,在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三次莅京: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竭尽最后之力量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北京的统治,将溥仪驱逐出宫,发电报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但不久之后北京又为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控制。为结束内战的混乱局面,孙中山力排众议,冒险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支持孙中山,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直接领导了北京的国民会议运动,声援孙中山北上。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从广州启程,途经上海、日本、天津等地,于12月31日第三次来到北京,入住在北京饭店。身抱重病的孙中山,在北京火车站受到了国共两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各界群众10多万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抱病坚持步行下车,向前来欢迎的群众致意。同日,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呕心沥血地工作,加上长途旅行的劳顿,孙中山的病势日益加重。但孙中山依然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为反对军阀独裁,他坚决抵制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此外他还尽力接待在京各界人士,为革命事业争取更多的支持。

1925年1月,孙中山被诊断为肝癌晚期。2月18日,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搬入铁狮子胡同5号(今张自忠路23号)行辕调养。3月11日,孙中山在早已拟定好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上签字,并签发《致苏俄遗书》,表达了中国人民愿与苏俄“合力共作”,“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的热切希望。弥留之际的孙中山仍不忘国事,他说:“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目的。”生命的最后尽头,孙中山断断续续地说出“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上午,孙中山先生辞世--他革命生涯的终点被定格在北京。

孙中山逝世,引起了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中国共产党于3月15日发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事业。许多民众自动举哀,前往中央公园瞻仰孙中山遗容及签字留名的吊唁者有74万余人。中共北京区委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北京举行了大规模追悼活动。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往西山碧云寺,在国共两党的发动下,参加者有30余万人。

此后的20多年里,宋庆龄曾因北京是孙中山逝世的“伤心之地”而未踏上这片土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宋庆龄,邀请她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最终欣然应邀前往北京。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孙中山的三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但他给北京以及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些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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