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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哲平:民国,是教育的“黄金时代”吗?

民国大师 2020-05-21 16:48:53

“民国热”并未消退,比起前几年来,人们对“民国范儿”只是少了点新奇感。但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热烈拥抱民国的情怀并未改变,就连许鞍华在回顾《黄金时代》创作过程时,也一往情深地说:“为什么感觉民国时代那么好,这个很主观,丁玲、萧红、萧军,包括鲁迅……这些作家那个时代比较自由,生活和创作也很自由,有一种高度的文明,不仅在师生之间,朋友之间,情侣甚至情敌之间,无论忠诚和反叛,都有自己的支点和底线,有一种责任和礼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许鞍华还强调,从文学、文化的状态来看,“那个时代肯定比现在好。”

民国黄乃耐私立小学。黄乃耐是国画大师黄宾虹的胞妹

明清时期的木鱼书 钟哲平 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证书,三位校长共同签名

1934年中山大学毕业证书,有孙中山头像和两面旗帜,四角是中山大学当时的校徽

1942年,抗战时的“临时毕业证明书”

民国学生服布匹广告

明清时期的木鱼书,农村妇女识字的重要途径  钟哲平 摄

1916年,培华女子学校校服,左一是林徽因

对于逝去的民国的赞美和向往,甚至到了连民国时代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也被翻出来重印,而且销量奇佳,有的到了脱销的地步。物极必反,也有人质疑这种思潮的非理性,认为对于逝去的时代的向往乃至美化,部分原因是对于当下的不满,所谓“生活在彼岸”是也。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新中国教育不如民国”是很荒唐的;因为新中国更重视基础教育,大大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文章引起争议。

民国和当下,到底哪一个更接近教育的“黄金时代”?

【正观点】

木鱼书曾是乡村民众识字的重要工具

丰子恺在《中举人》这篇散文里写道:“祖母读书识字,常躺在鸦片灯边看《缀白裘》等书。打瞌睡时,往往烧破书角。我童年时还看到过这些烧残的书。”

丰子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的祖母,应该是道光或咸丰年间的人。清代民家妇女识字的不多,其中一种识字的重要途径,就是看戏、听弹词,对戏曲故事积累了一定感性认识之后,就试着看看《缀白裘》之类的戏曲集子,还有宝卷、“救生船”之类的劝善书籍,看多了,就大概认得几个字。

在广东,唱曲识字最典型的就是看木鱼书。木鱼歌是广府说唱艺术之始,木鱼书即木鱼歌的曲本。清末东莞诗人邓尔雅有《东莞竹枝词》:“南音体例若弹词,书熟刚同饭熟时。从古稗官能化俗,家家解诵摸鱼儿。”就是描写妇女一边煮饭一边唱木鱼歌的情景。

在小学教育未普及之时,木鱼书是不少乡村民众,尤其是女性,识字、知礼的重要工具。

当时广东教育费、建设费各占30%

到了民国,普及教育开始得到重视。以广东为例,陈济棠1929年主政广东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 广东是商贸重地,经济受到重创,加上国共分裂、粤桂战争、商团叛乱等动荡因素,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但就在这样困难的时候,陈济棠在1932年颁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依然把教育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明确“三年计划是以经济为重心”的前提下,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须均衡发展, 不宜偏重物质建设。”(《岭南经济史话》)

据广东省档案馆的《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显示,1932年广东省政府规定的各县经费支出比例是: 建设费30%、教育费30%、公安费20%、其他20%。可见教育和经济是同等重要的。

中山大学曾“东亚最好”

陈济棠认为“人才之缺乏”是“吾粤工业之不振”的主要根源。他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新办了勷勤大学、广州音乐学院、中医专科学校(1935年改为国医学院) 、体育专科学校等大批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的大学生人数由4000发展到5000人,增长了25%。政府还意识到中小学初等教育的重要性。陈济棠在位期间,全省中学由205所增加到229所。学生由45000人增加到61423人,增长36.5%。这一飞跃性的增长为中等教育扩大招生奠定了基础。小学方面,由18946所增加到22754所, 增长19.9%。广东省教育厅1934年选定20个县, 由政府补助, 每县设立小学2所。1935年将补助范围扩大到40个县,数量升至每个县办4所小学。《广东第一期三年施政计划实施概要》指出,要在十年内让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全省还开办了民众夜校、民众问字处、民众阅报处、通俗讲演所、图书馆等公共教育设施, 旨在全面提高民众文化素质、扫除文盲。

与此同时,陈济棠还积极筹集各方资金,鼓励私人办学,采用多种途径资助教育。邹鲁1932年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时, 计划扩建新校舍。第二期工程的预定资金为275万元, 由于资金缺乏被迫停工。陈济棠提出仿照赈灾的方法, 由全省党政军机关捐款,使工程顺利完成。建成后的中山大学被誉为东亚最好的大学。梁漱溟参观后说: “如新建之中山大学校舍, 据说为世界第一大学校, 确实极大, 余曾坐汽车参观其校舍, 在校路上不停地驰一小时余, 尚未看完, 其大可知。”(《梁漱溟全集》)

如今登录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广东省情网,也可以看到关于“民国时期”的概述,总结道:“民国时期,是广东教育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及平民教育都同步发展。”

一人入学八口有资

不管有多少人“反思”民国教育,这样的声音依然是“弱势群体”,“挺民国”的声音从来都不弱。

@端木赐香三糊涂:“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给学生每月津贴4两白银,用李鸿章的话,一人入学八口有资,可以倒着养家。民国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及省立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有些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

@看历史:“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40块银洋,民国时期对教师的重视和投入,足以让今天的我们望尘莫及。政府不干预教育,有较宽松自由的环境。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

说民国教育“先进”

是盲目吹捧

也许广东的现象只是地区现象,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对于民国教育的这些成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似乎不太认可。他在网络转发率相当高的《新中国教育不如民国?荒唐!》一文中指出:“无论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如何‘先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人的识字率大约在10%—20%。在这么少的识字人口中,能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民国时期能上大学的人是什么社会背景,不用费更多口舌就能想明白。”丁一凡还指出,新中国的教育经费是“向基础教育倾斜的”,而民国则是对“这么小的精英阶层搞免费高等教育”。文章的观点主要是,不应盲目吹捧民国,从而认为中国教育每况愈下,“必须正视历史,不应该让那些不切实际、甚至混淆黑白的流言蜚语混进批评声中,误导我们的青年。”

【反观点】

民国大师大多出身世家子弟

丁一凡这篇文章不长,评论却很长。不少评论认为此文是为当今教育说话,歌功颂德。但也有一部分评论认为,文章讲出了一些被忽略的事实。最多人“吐槽”的,就是民国学费贵。

网友@mrmanor 说:“看到戴季陶谈民国教育,才知道民国的富农子弟只能读到高小和初中,小地主子弟能读到高中,大地主子弟才能读到教会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二三百亩良田。读著名大学的人数很少,属精英阶层。在民国,高小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中学毕业相当于前清秀才,大多数民众是文盲。”

@国家人文历史:“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大学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清华大学缴四十块大洋。私立的南开和复旦每年学费一百块大洋,同济大学高达两百块大洋!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学费最高。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每学年学费两百块大洋,还要收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

@鼻孔无葱:“民国上大学报名费是三五块大洋。学费一年四十至两百大洋。1932年北京颐和园附近挂甲屯,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那时上大学的人大部分是大学所在地的富家子弟。杨绛、钱锺书、梁思成、林徽因这些民国大师哪个是普通家庭出来的呢? ”

清华大学航院力学系退休教授苗日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基本同意丁一凡的观点。无论从哪方面比较,现在都进步多了。我的祖父有8个子女,只有我父亲一个上大学,其余7人都留在农村。倾全家之力供一个人读书,我们还算是殷实家庭。民国大学思想自由,和军阀割据有关,民国从没统一过,文艺多样罢了。”

不仅有西南联大,也有“三闾大学”

还有网友提到民国学术界的复杂,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

@枫溪凿石:“民国的大学不是我们现在神话的样子,真实状况复杂不堪。一提大学,我们就说北大、西南联大,但当时还有许多野鸡大学。大学成为不同阶级和政治势力交战之地。”

教育机构的良莠不齐、学术界人际关系的复杂、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这些情况,并非网友信口开河,在当今学者的书籍中也有所体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原所著《大学何为》一书提到:“扬老抑新,蕴涵着对于当代中国大学发展道路的批评。其实,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好也有坏(借用小说家言:既有风光明媚的西南联大,也有乌烟瘴气的三闾大学),不能一概而论。”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朱崇科的新作《广州鲁迅》也指出:“鲁迅对教授的批判、弃绝除了学理上的意义以外,也应该引起我们对学术技术体制以及政治限制的反省,如学术评估量化制度,人际交往中的帮派政治,等等,都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以及卓有成效的改进。”纵然对鲁迅的焦虑有深刻理解,朱崇科并不认为当今的教育状况比民国好。他说:“当今教育识字率和毛入学率大大提高,教育能泽被更多人,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文化及其传承者的收入、地位和受尊敬程度都比民国低,这使得当代社会教育的地位低下,在反智主义和权钱迷恋的夹击下,中国现存教育制度漏洞百出,更谈不上国际竞争力。”

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乐云的看法是:“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总是有意选择美好的记忆。其实民国教育没有我们想象那般美好。丁一凡的文章,从识字率、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高等教育,来证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飞跃发展,论证是实事求是的。事实上,民国教育无法与新中国教育相提并论。为何网络流传着民国教育比当今教育好?究其实,在于抒发对当今教育体制的失望与不满。为何人们对民国教育满怀憧憬?核心是民国教育中对作为主体的师生的独立性与自由性,这一点非当今教育可比。可惜丁一凡的文章没有涉及这些,殊为遗憾。”

【学者众议】

民国和现在的教育到底谁更好?

徐晋如【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民国中学生超过现在的大学教授

任何一种教育,应该比的是精英教育,大众教育不产生价值,因为没有创造力,教育就是要看能培养出有多少创造性的精英人才。民国的基础教育虽然不普及,但是只要你受了这个基础教育,出来就是一个合格的人才。而现在我们接受基础教育出来只能做一个低端的劳工。我的老师周笃文先生说,民国时,连校工见到中学生都要毕恭毕敬地叫“先生”的。那个时候的中学生的学问,是超过现在很多大学教授的。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基础教育今胜昔,高等教育昔胜今

简单说,基础教育当今胜过民国,高等教育当今不如民国,这个说法基本成立。但是当今的普及教育也有很大问题,普及而不牢固,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不平衡,城市教育盲目向“重点”倾斜。现在的基础教育固然比民国普及,但这具有历史的不可比性。讨论民国教育好还是当今教育好,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就像小时候吃颗水果糖,就觉得很好吃,现在就没这么容易满足了。回忆总是好的,问题是,你那时候能不能吃得到?民国教育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不是不想做,是条件有限。我们现在常说的民国出大师,其实都是文科大师。因为文科教育比较省钱,民国经济受限,只能抓文科、搞国学。相对来说,当今的理科教育与所取得的成绩是进步很大的。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怀旧”也许有夸大的成分

学术界的民国热持续时间这么长,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今学者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大部分是符合历史的,当中也许有夸大成分、有怀旧的色彩,但不能以此否定“民国热”。批评这种怀旧,是因为害怕“怀旧”会动摇“当下”的合理性。事实上,这大可不必。老百姓并不能主动选择一个时代或抛弃一个时代。历史在哪里?人民又是谁?至于基础教育的普及率和大众识字率的问题,不同时代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民国的识字率也比清朝高很多,每个时代都在进步,这种进步是世界性的,是和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知识只掌握在贵族手中。普及教育是哪个政府都会做的事情,只不过受限于当时当地的条件,达到不同的程度而已。

张求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普及基础教育不值得炫耀

满足公众的基本教育权利、普及基础教育,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应该做的,不足以炫耀。至于读书的条件,时代有差异,每个家庭也有差异。教育不光是看程度,还要看方向。

翟振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应分开谈

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应分开谈,教育不是愚化和奴化,教育的目的是把人培养成能掌握自己命运并能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公民。

这不是无意义的PK,而是在客观分析中寻医问药,不断改良现行教育,这是当今学者的共识。正如杨早所说,我们不应鲁莽地去评价民国教育好还是现在好,而应找出好的东西去继承和发扬。他认为,“民国教育值得继承的精髓,就是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并重,平衡得很好,不会一味西化,也不固步自封。尤其到了上世纪40年代,教育水平更是达到高峰,从办学理念和教育宗旨来说,与世界一流教育水平的距离很短。可惜后来又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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