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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献的,可我总觉得国家对不起他

云林视界 2021-01-11 1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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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名门,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家财万贯,所居宅邸堪称京城一绝。


他一生散尽家财,只为留住国宝,他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说:他的名字,要么不知道,知道了,就再也不会忘记。


他,就是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侄,张伯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7岁那年,他被其生父张锦芳,过继给做总督的伯父张镇芳,从此,张伯驹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位高权重,家财万贯。


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自然是锦衣玉食,吃穿用度,一应俱全。


他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身处官宦之家,又生逢乱世,家里人自然想让张伯驹做军官。


民国元年,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


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赋闲在家,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过得好不自在。



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张伯驹虽家境殷实,常与阔公子为友,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


他生活素淡,也不故作清高刻薄,喜同名士交涉,正因如此,他对书画名品也有一定见识,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父亲让他打理银行事务,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只要看中,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


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每年,张伯驹都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而闲散之际,他就经常会去一些风月场所走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伯驹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奇女子--潘素。



潘素生于姑苏,祖上曾经做过宰相,可无奈到她父亲这一辈时,祖产已被挥霍一空。


幼年时,其母遍请各地名师,教潘素研习音律、书画。 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便将她送去了青楼。


因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潘素很快就红透整个上海滩,还获得了“潘妃”的美誉。



有一天,张伯驹查完账目,就约着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曲声和缓,余音绕梁。


张伯驹看她出落秀气,颦蹙之间更显不凡,断定此女子不俗,就连忙问同行人:“台上这人是谁?”。


当得知台上的,就是有“潘妃”之称的潘素之后,张伯驹便暗下决心,发誓要娶潘素。



而风流倜傥的张伯驹,也很快就获得了潘素的芳心。


但当时的潘素,已经被一名很有权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得知张伯驹有意潘素之后,连命人将潘素软禁了起来。


强龙难压地头蛇,迫于无奈,张伯驹强抢不能,只得买通看守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回北京迅速成婚。



成婚之后,张伯驹深感潘素聪慧非常,又请人教给潘素画山水画,晨钟暮鼓,琴瑟和鸣,此后的几十年间,潘素从未离开过张伯驹的身边。


潘素知书达理,再兼二人兴致相投,对于张伯驹收藏字画的爱好,她一贯选择支持。


正因如此,张伯驹更加醉心于名品字画,整日里四处寻访名家,收集奇珍异宝。



有一年,与张大千有着“南张北溥”之称的溥儒,想要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转卖给洋人。


《平复帖》是陆机真迹,乃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手迹,上面盖满了各朝各代名士的印章,素有“中华第一帖”的美誉。


而溥儒曾将国宝级画作,唐代著名画马高手韩干的代表作《照夜白图》,卖给英国人。



张伯驹听到消息后气得跺脚,如此无价之宝,一旦流失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于是他立刻找到溥儒,问所需多少大洋,溥儒张口便要20万,一毛钱都便宜不得,奈何实在有心无力,张伯驹也就只能作罢。


直到1937年,当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借出一万大洋,这令溥儒愧叹不已。


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溥儒才终于答应4万大洋卖给张伯驹,为中国保住了这一无价国宝。



此后,张伯驹又陆续买下,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


而其代价,是变卖了家中,在京津两地的几乎所有房产。



1941年的一天早上,寄居上海的张伯驹正要出门办事,迎头走来三个大汉,绑了张伯驹便走。


不久之后,潘素接到了电话,绑匪称没有200万,就等着收尸,这可急坏了潘素。


别说200万了,一时间让拿出来这么多钱,100万也凑不到啊!情急之中,潘素想到家中收藏的字画。



正当潘素准备变卖字画赎人的时候,经过多方斡旋,潘素终于见到了张伯驹,此时的张伯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见到潘素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没过多久,绑匪害怕事情闹大,就把张伯驹交给了上海当地的的一个伪军头目,等潘素去要人时,头目一张口便是20根金条,

无奈之下,潘素也只好四处借债,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曾对潘素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一直都细心保管,不敢有半点懈怠。


北平沦陷的时候,为了保护国宝,潘素将这些名品字画,都缝进了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最终才把它们带出了北京。



1946年,古董商人马霁川,在北平拍卖一幅,素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的珍品《游春图》。


这幅画布局得当,运笔细腻,乃隋代著名画师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


当时抗战已经结束,故宫正广泛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闻言之后,便请求故宫买下这幅传世名作,以免流失海外。


马霁川却张口要价800两黄金,故宫方面也只能望洋兴叹。



而就在此时,有洋人称有意购得此画,张伯驹气得捶胸顿足,连忙放话给马霁川:“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马霁川也有些怕了,就松了松口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尽管价钱已经减少了很多,可对于家财散尽的张伯驹来说,这笔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为了凑够买画的钱,张伯驹只好变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而这个宅子在京城之中,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而建,构建之宏伟,实为罕见。


连马未都曾感叹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等凑够了钱,张伯驹便立刻前往马霁川处买画,可没过多久,就愁眉不展地回来了,一问才知,这马霁川托辞黄金成色不好,竟要追加20两,此时已经是家徒四壁的张伯驹,哪能凑出这么多钱。


无奈之下,潘素只得回到房里,将多年来珍爱的首饰金银,一应拿到当铺当了,才凑够了钱,终于买下了这幅《游春图》。



后来,南京总统府遣人来买,并称愿意出50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而张伯驹却一口拒绝,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而正是这些张伯驹用了半生守护,不惜倾家荡产,宁死不卖的国宝,在1956年时,被尽数捐献给了国家。



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


而这8幅作品,任拿出一件来,都是价值连城,不可估量地。


时至今日,这些珍品还都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当政府意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时,张伯驹一口回绝,只答应收下了一张文化部颁发的奖状。


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会无偿捐献这些绝品时,他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国。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然而,一年之后,张伯驹却被打成了“右派”。



年青的时候,张伯驹就喜欢听曲儿,还曾跟京剧大师余叔岩学过戏,后来,为了发扬“国粹”,张伯驹还创立了“国剧会社”。


建国后,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他拉了一帮老艺人排演戏曲《马思远》,没想到却被人扣上了封建余孽的帽子,打成“右派”。



解放时期,张伯驹曾和陈毅有过私交,经常在一起下棋,陈毅得知此事之后怒斥道:“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右派!”



但张伯驹却并不感到恼怒,还说:“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对此,陈毅还曾赋诗一首,送与张伯驹: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961年,吉林博物馆候补有缺,陈毅便安排张伯驹夫妇,去长春做文物鉴定工作。


临行时,谈及此事,张伯驹也只是恬淡笑道:“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到了长春之后,张伯驹将毕生所学,悉数传授给了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们,还将30多件藏品,一并捐献给了吉林博物馆。


其中包括张伯驹最为珍爱的一幅,南宋时期的《百花图》



此画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对于张伯驹来说,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而就是这样一幅重要的画作,张伯驹依旧选择了捐献。


但就在此时,更大的浩劫来了。



1966年,文革爆发,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之后,被下放到吉林舒兰县插队。


此时的张伯驹已经年近70,舒兰县派来的人一看, “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便拒绝接收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和潘素老两口儿,也只得冒着大雪赶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老两口才发现,原先的宅子已经成了大杂院,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


无奈之下,两人只得找了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来。没有户口,也分不到粮票,只能依靠朋友接济聊以度日。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民国公子,迟暮之年竟却落魄至此。


但生活的清贫并没有让张伯驹自哀自叹,相反,夫妇二人依旧在家赋诗作画,好似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而同当时许多被侮辱和诬陷的人不同,张伯驹并没有选择悼心疾首、愤愤不平,而是一如既往地平静。



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也感叹道:“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张家鼎盛之时,曾有10位管家,有4位负责中西餐的大厨,每逢会客,席间皆珍品无数,令人叹为观止。


而多年之后,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时,只见他独坐在一个角落小桌前:


“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


黄永玉事后不禁感叹道:“能喝此蹩脚红菜汤,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1972年,陈老总去世,张伯驹闻言悲痛不已,连忙前往吊唁,可碍于“反革命”的身份,张伯驹被挡在门外。


无奈之下,张伯驹只得手书一挽联,被放置在了会场的角落里。 



追悼会上,毛主席无意间看到偏角里的这幅挽联,问:“书法好,词也好,这是谁写的?”


陈毅夫人张茜一听,忙说,“是张伯驹送来的!”主席问,“他现在还好吗?”张茜便如实讲述了张伯驹夫妻的处境。


主席听后,不觉慨叹,嘱咐身后的周恩来说,“你去安排一下吧。”


就这样,张伯驹进入了文史馆,潘素则进入了中国画院。



除了宠辱不惊、生性豁达之外,张伯驹待人接物也从未有过派头,在后辈面前,更从来没有端过架子。

  

红学大家周汝昌和张伯驹熟识之后,每每到张伯驹家中拜访,自行翻阅藏书字画,想来便来,想走就走,一点也不必拘礼。


收藏大家王世襄,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但又不好开口,苦思许久之后,才提出请求,谁知张伯驹听完之后说, “你每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吧。”


王世襄大喜过望,连忙捧着《平复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生怕有丝毫闪失。



1982 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大红灯笼挂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张伯驹因为感冒,住进了北大医院。


进入医院之后,张伯驹被安排进了一间8人病房,寒冬之中,病房里嘈杂非常,条件十分简陋。


潘素便向医生提出,能否换一间人少一点的病房,却被医院一口回绝,理由是:不够级别。


84岁的张伯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目睹着一个个病人的死亡,情绪十分低落,而当潘素再次向医院提出请求,又再次被回绝。



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张伯驹只得有气无力地握着他的手,默默流下眼泪。


两天之后,病房中又死一人,张伯驹的病情急转直下,成了肺炎。


而就在上级领导的批文下达的前一天,1982年的2月26日,张伯驹停止了呼吸。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追悼会上, 挽联如雪。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


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他的一生,如同一叶扁舟,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


而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的境界,更是常人所达不到的。


他行过的姿态,优雅而恬淡,他的格局之大,后人更难望其项背。


而如今,却鲜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名字。


当人们为一个个名士大师歌功颂德时,张伯驹就像一页旧报纸,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再无人记起。


时至今日,我们再没有理由不知道他,达者为先,师者之意。请记住他的名字,记住我们永远的先生,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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