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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陈伯达错捕王广宇

枕溪听歌 2019-06-11 04:36:06


作者:王文耀、王保春

来源:《百年潮》 200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王文耀、王保春是陈伯达的两位秘书,人称“二王”。解放后他们在中宣部办公室工作,后来组织分配他们两个人担任陈伯达的秘书。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随着陈伯达的失宠,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了起来,办学习班,后又分别被关押了5年。 1978年初,他们俩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出版社发行组工作。


1968年3月3日的晚上,我们都吃完夜餐,回到了办公室,这时陈伯达也刚开完中央碰头会回来,他说许广平给主席、总理写了封信,说鲁迅先生的手稿被戚本禹从博物馆拿走了。总理看了这封信,信上说《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15页,还有书信手稿一千多封,一千五百多页,大部分都没有出版过。总理说得赶快找回来,这事得马上办。开完会已经12点多了,陈伯达让王保春给杨成武同志要了个电话,王保春用军用保密机不一会儿就接通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刚散会后到的家。陈和杨通话,王保春在旁听着。陈说:鲁迅先生的手稿被别人抄走了,现在找不到下落;许广平同志给主席、总理写信找这批稿子,你想办法布置一下,尽快把它追回来。 

  

杨成武同志接完陈伯达的电话以后,就把这个任务布置给卫戍区的傅崇碧同志办。傅了解情况后,就几个方面同时动手找。中央文革小组也在查找之列,由于王、关、戚出了问题之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相关的人员都不可信任了,被抓的,被调回原单位的不少,新人业务互不衔接。查的结果有两个人值得怀疑,一个是原办事组的副组长王广宇被调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去办学习班,另一个是原办事组档案室的韩书信,被调回四川。 
  

一天晚上,天气挺冷,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突然来电话,让我们俩人去十六楼中央文革所在地,他要去研究院,后来他又说让王保春一个人去就行了。王保春急忙到了十六楼,见到气氛紧张严肃,陈伯达只说去研究院,让王保春在前边带路,去干什么也没告诉他。一同去的还有杨成武、肖力等,他们没有去过研究院,让王保春和警卫处长邬吉成坐一辆伏尔加小车,在前边带路,他们有三四辆车跟在后边。很快就到了颐和园的拐弯路口,领路车停了下来,等后边的车跟上后,王保春下车告诉他们说到了。陈伯达说先找他们的负责人。王保春带他们进研究院的北门,然后到经常开会的二楼会议室,让他们坐下等着。王保春先去找了研究院勤务组的负责人宋士堂来,向宋介绍了几位首长。这时他们对老宋说,要找王广宇谈话。老宋很快就跑去把王广宇从睡梦中叫醒,他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棉衣、棉鞋,在宋士堂的催促下,慌忙去了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一进门有个屏风,谈话前邬吉成从警卫角度出发,在屏风后边安排了两个战士,交代他们:你们俩就站在这把着别动,首长和他谈话,你们要注意首长安全。布置好以后,王保春走出来,陈伯达、杨成武、肖力等人和王广宇谈话。邬吉成和王保春在会议室外没有离开。王保春很警惕,因为他认识研究院的人,怕事后万一引起“走漏消息”的怪事,专案组找他的麻烦。这事之后江青曾专门找邬吉成打听:“那天晚上你们去研究院找王广宇谈话,你是否一直和王保春在一起?”老邬说:“是的,我们俩始终在一起。”陈伯达等对王广宇怎么谈的,不知道,可能就是问他鲁迅手稿的事。当时王广宇都懵了,他说他都不知道。谈了没多一会儿,约半个小时就出来了。陈伯达等出来以后就要走,这时卫戍区有个参谋,不知是谁带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们去的,卫戍区还有两辆吉普车在那儿等着。这个参谋截住王保春:“咳,王秘书,对他采取什么规格?”这时王保春心想王广宇反正走不了啦,问那个参谋:都有什么规格?他说:有监护、拘留、逮捕,说了三四种。他们都快下楼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楼梯处截住陈伯达说:“伯达同志,卫戍区的同志问对他采取什么规格?”陈伯达愣了一下后问:“都有什么规格?”保春照说了一遍。陈听了以后也拿不准,便转身和杨成武、肖力嘀咕了几句,过来对王保春说:“逮捕!逮捕!”王保春当即给卫戍区那个同志说,就按逮捕的规格吧。就这样把王广宇弄上吉普车给拉走了。 
  

从研究院回来以后,陈伯达有点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说的“逮捕”,便问王保春,王保春说是的,并且说这是不是重了些?陈伯达有点不安了,为了证明他的话,立即给杨成武打电话,但他又不好直接问,就先在电话里再三关照杨成武,一定要把鲁迅手稿找回来,这很重要,别让人给毁了等。最后顺便问杨“我们在研究院是说的将王广宇‘逮捕’吧?”杨肯定地说是“逮捕”。陈伯达挂上电话很不安地说:“是逮捕,这怎么办哪,能不能改一下?”后来在文革小组开会时,陈伯达提到这事,说自己说重了。江青马上站起来,脸一沉,回他一句:“怎么!抓你的人就不行吗?!”由于事情还没搞清楚,手稿还没找到,陈再不敢说话了。 
  

另一个原中央文革管档案的韩书信同志,卫戍区说有事把他从四川用飞机接回北京,安排住在一个地方,不让他和外人接触,实际上实行了软禁。问他鲁迅手稿在哪里?此人说戚本禹拿回来交给他几箱,没有人动,就放在十六楼(中央文革)档案室的一个房子里。傅崇碧日夜寻找,这下知道了一个确切的信息,急速坐车奔钓鱼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傅崇碧武装冲钓鱼台闹剧。 
  

王广宇三月份被关起来之后,再也无人过问,已经到了六月底,身上还穿着棉衣、棉裤、棉鞋。公安机关写报告问,这个人送来之后,从来没有人来审问过,不知是什么案子?他身体不好,有病,至今还穿着冬天的衣服。陈伯达也不敢过问,只让人给送了单衣,因为此案属江青管着。 
  

直到我们被关押五年之后的1979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分配问题去上访中纪委,在谈完我们的事情之后,纪委的同志无意中问了一句:“有个叫王广宇的人,不知你们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被抓了起来一直关着,到现在也从来没有人管,我们放了吧?没有根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只知道他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给关了起来了,具体犯什么事就不知道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问过他鲁迅手稿在哪儿?他说他不知道。”我们告诉这位同志说,认识王广宇。王保春就把王广宇被抓起来的过程说了一遍。中纪委的同志高兴地说:“哎呀!可找到了,那你快把这个过程帮我们写个材料。”王保春很快写了个详细的过程,交给了中纪委,这才把王广宇给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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