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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何走红?

南风窗 2019-06-11 16: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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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也许,当经历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当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允诺蜕变为只有极少数才能占据胜利果实的现实(如同机会平等的彩票游戏)时,人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才会接受从事平凡的工作是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人生“常态”。

期,有一部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成为豆瓣电影评分最高的作品之一(比去年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还高)。根据媒体报道,这部1月份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后来在青年人聚集的知名弹幕网站B站(哔哩哔哩网)上受到热捧,随之引发热议。这部向故宫90周年院庆献礼的纪录片,三集的制作成本只有150万元,拍摄和剪辑周期也不算长,约5个月,相比《故宫》(2005年)、《台北故宫》(2006年)、《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2011年)、《故宫100》(2012年)等动辄几十集、上百集的故宫题材的专题片可谓“小巫见大巫”。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宣传片


在讨论《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关注的背后涉及何种文化趋向时,我想先谈谈今年年初的两部小成本电影和它们所带来的话题。


借助“父亲”的眼光看当下经济
2016年初,两部小成本贺岁片上映,分别是张猛执导、张国立主演的《一切都好》和高群书导演、赵本山主演的《过年好》。这两部电影都讲述了孤独生活的老年父亲与在外工作的子女们的亲情故事,涉及到空巢老人、子女在大城市打拼等社会问题。我尤为感兴趣的是,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分隔不只是年龄和空间距离,更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区隔,相比在体制内退休的父亲,子女们都向往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寻找自我价值,可是当父亲已经变老的时候,发现子女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幸福。

张猛是近些年少有的拍摄工人题材电影的导演,他的前三部电影《耳朵大有福》(2008年)、《钢的琴》(2011年)、《胜利》(2014年,未公映)都与东北下岗工人有关。

张猛成长于东北工厂大院,1990年代工人下岗的历史是他青年时代最切身的伤痛。他的电影想把下岗工人从主流媒体的“偏见”中拯救出来,工人并非好吃懒做、吃大锅饭的无用之人,而是身怀绝技、有尊严的共和国长子。比如电影《钢的琴》中下岗工人们都是深藏不露的、隐匿民间的“能工巧匠”。在一场戏仿、怀旧与荒诞的“用钢铁造钢琴”的大戏中,他们找回了作为技术工人、生产者、劳动者的尊严。

2016年的《一切都好》改编自1990年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经典电影《天伦之旅》,采用了原作中父亲四处寻找子女的情节线索。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并不常见,因为中国的“天伦之乐”是出门在外的子女们“常回家看看”,而不是父亲离家出走去看望子女。与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父母与子女的核心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不同,中国人更习惯一种尊老爱幼的祖孙三代组成的血缘家庭。



电影《一切都好》剧照


电影一开始是一个四合院的全景,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报道的声音,张国立扮演的退休父亲管治国生活在一个宽敞、明亮、舒适的堂屋中,随后又出现了白马寺的红墙,也就是说管治国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还出现遛鸟、养狗、跳广场舞等细节。电影中的胡同北京被表现为一个悠闲的、古老的、父亲居住的地方。相比之下,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则是子女们、年轻人寻找梦想的空间。这种北京空间又联系着管治国作为退休工程师(干部)的身份,虽然不再是张猛前几部电影中所熟悉的退休工人,但这种地质学家的身份依然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比如管治国长期在野外从事勘探工作、很少回家,这种一心为祖国工作、完全不顾个人家庭的父亲也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单位制下的“劳模”形象,也就是说,这个独自居住在北京的父亲是一位生活在体制里的老父亲。

没有见证孩子成长的管治国,想借一次特殊的旅行来看看子女们现在的生活。与一辈子从事地质考察工作的父亲不同,子女们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是公司白领或自由职业者,如小儿子管好在天津是自由摄影师,大女儿管清在杭州是广告公司的高管,大儿子管全在上海是开发外国人汉语学习软件的创客,小女儿管楚则是澳门餐厅里的伴舞者。

管治国的亲情之旅并没有让他看到子女们的幸福生活,反而发现管好失踪、管清离婚、管全离职卖房创业、管楚没能成为专业舞蹈家,他(她)们都处于一种人生的不稳定和挫折之中。在这里,父亲千里迢迢的“探视”既是一种亲情的补偿,又是对生活在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子女们的再审视。

相比在体制里工作的父亲所获得的“颐养天年”以及“悠闲”心态,子女们的新生活一方面是自主的、自我实现的,如管好过着自我雇佣的摄影师生活,管全渴望个人创业成功;另一方面这种生活状态又是高度危险的、压抑个性的,如管好的失踪,管全一旦创业失败将倾家荡产,管楚为了生活也不得不放弃艺术家的理想,甚至面临黑社会的骚扰。

这就是市场化的新体制所具有的两面性,一面是个人主义成功的诱惑,另一面则是赤裸裸的现实逻辑,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中间选项。在管清的广告公司,父亲看到了一则正在拍摄的广告:漫天飞雪的寒冬,胡同里张灯结彩,孩子们在堆雪人,此时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过年。这种场景与其说唤回了遥远的亲情记忆,不如说更带来对那个单纯的旧时代的怀念,只是这种旧胡同所象征的家庭和谐恰好与父母生活在稳定的、“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单位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好》的中国版的现实意义在于借助父亲和旧时代的目光,重新反思市场经济的新生活所带来的问题。


新的困境与对体制的怀旧
与《一切都好》相似,高群书的贺岁片《过年好》也讲述了一个“过年不好”的故事。这部电影改编自话剧《守岁》,采用了话剧的幕场结构。

影片中的父亲老赵一个人生活在北方的平房中,在北京做话剧演出公司的女儿李羊朵带着在美国留学的外孙女莉莉回家过年。这场父亲精心准备的年夜饭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家庭”战争,主要矛盾有两个:一是女儿与女婿已经离婚,离婚的原因却是女儿与父亲老赵有着不同的人生观。老赵作为中学老师,希望女儿和女婿在机关、工厂工作,因为体制内的生活最稳定,也最幸福。女儿显然不认同这些,她无法忍受在机关里端茶倒水、喝茶看报、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最终离开故乡到北京创业,她认为“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要倾听我内心的声音”,当然,她也瞧不起做工程师的丈夫只拿死工资,挣得少。



电影《过年好》剧照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生活理念,李羊朵所追求的“北漂”生活正是一种自由市场式的个人奋斗,只是电影一开始她的话剧公司面临破产,唯一可以安慰父亲的是靠自己的人脉接通《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的电话。第二个矛盾点是留学美国的外孙女未婚先孕,这对李羊朵和老赵是沉重的打击。如果说李羊朵的融资梦、成功梦遭遇困境,那么留学美国、获得海外经验的莉莉,在缺少父母关爱的情况下,也走入人生的歧途。老赵所坚持和信奉的体制内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他不想离开作为文物的老房子,更多的是想固守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在自由市场、自由选择中的李羊朵和莉莉已经遍体鳞伤。这最终引发已经患老年痴呆症的老赵在大年夜离家出走。

可以说,《一切都好》、《过年好》这两部家庭亲情片表现了相似的主题,用父亲的目光来重新审视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体制所带来的新困境。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产家庭的不完整,这两部本来应该营造家庭团圆气氛的影片却呈现了家庭的破碎。不只是农民工因异地打工而过着妻离子散的生活,如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5年)中讲述两个留守儿童寻找父亲的故事,对于城市中上阶层来说,家庭的解体和不稳定也成为真切的焦虑,如电影《山河故人》(2015年)也涉及到山西富豪从太原到北京、到澳洲的移民过程中所经历的家庭瓦解的过程。与农民工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有某种精神相似的是,那些留学海外的莉莉们也是另一种留守孤儿。问题之二是随着实体经济转型为金融经济,不仅工薪阶层被屌丝化,而且中小私营企业主的市场红利也在急速贬值,如2015年底上映的《老炮儿》中那些胡同里经营餐馆、咖啡店、理发店的老炮们在“三环十二少”的参照下已经变成社会底层。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向往、怀旧退休父亲式的旧生活,一种体制内的、有保障的、稳定的平凡的生活。



《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份绝佳的故宫招聘广告
在讨论《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前,可以稍稍回溯近30年电视纪录片的历史。

电视纪录片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型。1980年代主要是带有政论色彩的专题片,1990年代的纪录片追求以画面为主、避免画外音的纪实风格,关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平民视角,使得个人化的、日常生活成为纪录片表现的对象。

新世纪以来随着纪录片产业化及国家的政策扶持,电视纪录片又从1990年代的平民百姓视角逐渐转变为宏大主题的专题片类型,大致分为3种题材:一是讲述历史、古迹、建筑的人文纪录片,如《故宫》、《圆明园》(2006年)、《江南》(2009年)、《大秦帝国》(2009年)、《消失的建筑》(2011年)等;二是宏大历史的政论片,如《大国崛起》(2006年)、《复兴之路》(2007年)等;三是其他特定主题的纪录片,如《货币》(2012)、《互联网时代》(2014年)等。这些电视纪录片某种程度是1980年代专题片的复活,只是与1980年代对传统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不同,新的人文历史纪录片呈现了中国深厚而悠久的传统文明,也呼应着新世纪以来文化复兴、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



2016年4月7日,王津师傅和亓昊楠在办公室内。


《我在故宫修文物》一方面延续了这些人文纪录片对文物、古迹的“偏爱”,把镜头对准让国家文物焕发生机的修复工作,解开那些陈列在玻璃窗后面“触不可及”的国宝重获新生的面纱,另一方面又继承了1990年代纪录片的平民视角,从对故宫、文物等事物的“恋物”式拍摄转向对普普通通的文物修复师的呈现。在庄严、厚重的故宫大全景与躲在正殿、偏室角落里的文物修复小院之间,前者显得空洞、压抑,后者则生机盎然。对于只能在展览厅中远观、凝视文物的观众来说,这些“重见天日”的文物在修复师手里变成了可以拆卸、清洗、雕琢的日常器物。与展览馆里安静地瞻仰文物的庄重感不同,并不宽敞的修复室中则是一派有说有笑的、时而专注、时而热闹的工作场景。这些兢兢业业在故宫修复文物的“我”主要有两批人,一批是修复技艺精湛、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老技师,二是跟随这些老技师学艺的刚参加工作的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的高材生们。

纪录片除了呈现这些文物修复师们高超的技艺以及对待文物修复工作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热爱之外,并没有把这份特殊的职业神圣化和崇高化,反而呈现了这份文物修复工作的枯燥、繁琐、单调和漫长,如书画组的女画师花十年功夫临摹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对于这些老技师来说,都是年轻时就入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辈子只从事这样一份工匠式的工作,很多也是子承父业,如同传统工匠世家一样。

对于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来说,在师傅手把手指点下学艺的同时,也享受着一份单调工作之余的快乐。这尤为体现在这份工作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首先,在独一无二的“紫禁城”上班,办公室是古色古香的小院,有郁郁葱葱的花草,有皇家“御”猫、鹦鹉相伴,还可以打野果,而不是白领职场中常见的被格子间所阻断的、拥挤的、模式化的办公室空间(如2015年的歌舞片《华丽上班族》中所呈现的);其次,每个修复组都是由师傅和徒弟组成,师徒的关系并非等级分明的上下级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关系融洽的亦师亦友,不同的部门之间也可以经常“串门”、彼此切磋技艺,甚至时常会开故宫院长的玩笑。从这个角度看,这部纪录片成为故宫职场招聘的绝佳广告。



2016年4月7日,王津在工作台上拆解需要修复的钟表。


普通人和平凡的世界
真正让这些青年观众迷恋、感动的地方在于,这部纪录片塑造了一批掌握技术又脚踏实地、与国宝相伴又淡泊名利的文物修复师形象,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技术劳动者,从事着平平凡凡的工作。人们只会对展览室里的国宝赞不绝口,而完全意识不到这些熠熠生辉的国宝需要借助无数代无名技术匠人的精心维护和修理才得以传承至今。这部纪录片恰好把这些躲藏在文物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呈现出来,并赋予这种平凡的工作以美学的、诗意的价值。

正如纪录片中反复借技师之口,说文物修复工作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对话,每一件文物上面都保留着一代又一代修复匠人的痕迹,而且这种修复师与文物的交流渗透着“以我观物、以物观我”的中国格物精神。况且,不只是老修复师对这份工作孜孜以求,就连毕业于著名美术院校的大学生也安心放弃创造性的、个人化的艺术家梦想,把自己的青春消磨于这种不能带来个人名利的“磨性子”的平凡工作中。

这种被纪录片捕捉下来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带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这些带有美感或哲理性的劳动是一种文化的、非物质劳动,而非体力劳动和工业劳动;二是尽管修复师借助很多现代器材和现代文物修复方法,但修复师带有前现代的、手工业工匠的职业特征,如师徒制等。与高度分工协作的、异化的、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不同,前现代工匠保有一种独立完成一件物品的特殊魅力。因此,虽然修复师也是无名英雄,但他们毕竟生产的是独一无二的文物,而非无差别的工业消费品。

这种处理就像《舌尖上的中国》(2012)喜欢把前现代的农业劳动刻画为一种去工业化的田园美景、把食材的采集者也是消费者的自然经济表现为一种自然的馈赠。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这种非物质的、带有前现代精神(工匠或农业)的劳动,才能被消费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的人们所欣然接受,而真正支撑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工业劳动只能是流水线上的“摩登时代”,无法转化为“舌尖上的美味”和“文物修复师的诗意”。

不过,这种被镜头展示的文物修复工作之所以具有一种平凡的魅力,与其说是前现代的“工匠精神”,不如说这份工作带有社会主义单位制的痕迹。故宫博物院是文化部直属的副部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这种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同事间熟人化的人际关系,延续了事业单位这一准“铁饭碗”及计划经济下单位制的工作氛围。于是,这种近乎终身雇用制的事业编制使得从事文物修复的“我”,可以踏实地工作一辈子,即便拿着不是很高的工资,但也不用忍受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下白领们的紧张感和压迫感。



2016年4月7日,王津(右)与亓昊楠对前不久修好的钟表进行讨论交流。


片中有一个细节是讲修复师子承父业,这其实不是一种家族传承的工匠精神,而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企业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问题而普遍采用的接班制度,父母退休或提前退休,子女就可以接班。有趣的是,这部纪录片对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的赞美,恰好符合社会主义单位制的工作伦理,凸显普通劳动者的平凡工作。对于热爱这部纪录片的青年人来说,则完全无法指认、辨识出这些特殊的管理制度来自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福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散发着工匠精神的工作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被嘲笑和抛弃的体制内的铁饭碗,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没有挑战的失败人生。这份修复师的体制内工作无疑是市场经济大海中的孤岛,如今却变成了年轻人真切渴望的“幸福岛”。也许,当经历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当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允诺蜕变为只有极少数才能占据胜利果实的现实(如同机会平等的彩票游戏),人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才会接受从事平凡的工作是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人生“常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不应该也像从事非物质文化劳动的人们那样拥有一种平凡中的诗意和正面的人生价值吗?

作者 | 张慧瑜
编辑 | 何蕴琪 hyq@nfcmag.com
排版 | La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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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南风窗》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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