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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前毛泽东像的10大秘密!

政策最前沿 2020-09-15 15:32:32

国庆期间,我们的北京天安门五彩缤纷。

看见没,这才叫花团锦簇,要知道,这样一个花篮,造起来可是动用了起重机的!

然而,天真的你以为这就是天安门前排场最大的工程了吗?No, no, no,其实,真正备受瞩目的国庆换新系列在这里——

没错,就是天安门前的毛泽东画像!927日晚上11点,毛主席像开始换新。施工人员动用了两辆吊车和一辆货车,持续了1个多小时。这在“画像界”也算是绝无仅有了。

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框后高6.4米,宽5米,总重量达1.5吨,这是全亚洲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是年年更换的,而且每年都在国庆。这个惯例已经持续了51年。

为什么要年年更换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迄今为止,毛主席像仍然由手工绘制,一般是在8月“立秋”前后开始画,国庆时再换新。画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会很容易褪色,最多坚持一年,所以就必须年年更换了。

除此之外,这幅画像背后还有很多小秘密,且听环环细细说来。

1. 如今天安门前的毛主席画像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版本,事实上,这已经是第八个版本了。北平解放到建国前,油画大师董希文绘制过两个版本,用于集会、庆祝时临时悬挂。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像又经历了周令钊、辛莽、张振仕、王国栋、葛小光等画师,其风格也有所改变。

画家周令钊,生于1919年,

老先生今年刚宣布为戊戌年邮票做设计,

老当益壮。

2. 19499月,开国大典前,30岁的中央美术学院讲师周令钊接到任务,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一版毛主席像。他选择的是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的形象。不过一开始,毛主席的领口纽扣是开着的,后来时任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觉得“风纪扣”得扣上,于是周令钊就连夜修改了主席的领口。这就是第三个版本的毛主席画像,也是建国后的第一个版本。

最开始的画像版本。

开国大典时扣上“风纪扣”的版本。

3. 第四个版本的毛主席画像只挂了一天。创作者是画家辛莽,当时建国快一年,不能再用毛泽东在战争时期的形象,于是中央就请辛莽绘制脱帽像。那是一幅毛泽东身穿草绿色呢子制服、面部偏左的画像,在195051日劳动节当天悬挂在天安门上,但由于有人反映毛主席眼神没看向群众,第二天就撤了,是悬挂时间最短的版本。

辛莽又赶紧加工了一幅毛泽东平视的画像,一直挂到了1952年。

1950年,天安门主席画像的绘制现场。

4. 1952年,画家张振仕(19141992)绘制了画像的第六个版本。当时,中央从全国美院召集了30多位大师进京绘制、筛选,最后选择张振仕的完全正身像。

从那时起,张振仕担任了11年的主席画像师,1963年的第七个版本的画像依然出自他手。

张振仕与他绘制的毛主席画像。

但由于1963年的版本中,毛泽东只露出一只耳朵,后来被认为不太妥,于是1967年国庆,换上了由王国栋绘制的第八个版本,一直到今天。

5. 1967年以后,王国栋画了12年。由于画作很大,需要不断从梯子上下来,跑到20米以外的地方看效果,一幅画要跑上千次。因此,王国栋用了当时十分珍贵的德国制造的8倍望远镜。

王国栋徒弟邢秋成介绍师父早年的人像作品。

6. 为了让红色褪色慢,王国栋还用了一种叫“中国银珠”的高档颜料,价格是普通材料的两倍。由于画像过大,没有整块画布,要用几块画布拼接在一起,这影响了肖像的美感。为解决画布问题,王国栋与哈尔滨亚麻厂等单位合作攻关,终于试织出宽幅的亚麻油画布。

第八版本画像绘制现场。

7. 王国栋的绘画水平高超,能准确描绘人的眼神和表情,因此他的毛主席画像中,不管你站在画像前方的哪个位置,都会看到毛泽东的目光注视着你。

8. 1980821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方问道:“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十分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

9.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曾成立领袖肖像组,80年代后撤销。当时特招学生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现在,王国栋的徒弟葛小光成为唯一绘制天安门前毛主席像的画家。每一年的作品,都由他主笔完成,已经坚持了40年。

10. 毛泽东画像里的“科技”也在不断发展。画像的画像板最早由五合板和铝板制成,每逢下雨下雪,画布后面的五合板总是受到雨水浸泡,造成画板变形翘角。1994年,画板变成一块手糊成型的平面玻璃钢层压板,弥补了此前多块五合板拼接的不足;2010年,天安门管理委员会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合作,分别在北京和三亚进行了耐大气自然老化等试验,研究解决画像悬挂期间的防护问题。

怎么样,没想到一张画像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吧?看完这10个关于天安门前毛主席像的小秘密,有机会别忘了去天安门好好看看刚刚更新的毛主席画像呦

挂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背后的故事

王国栋80岁生日前,与徒弟石京生合影。王国栋曾长期绘制毛泽东像

大家想到祖国心脏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自然会想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大幅画像。每年国庆前夕,这幅全中国人都熟知的画像都要重新画。毛泽东像经过几次变更?毛泽东像的画师分别是谁?绘制毛泽东像有哪些特别要求?相关史实却鲜为人知。

曾经的北京市美术公司肖像组成员,目前任歌华文化中心总监的石京生参与过毛泽东像的绘制。当年北京市曾特招10个青少年专门培养画领袖像,他就是其中之一。聊起关于毛泽东肖像的往事,他尤有感触。从画毛泽东像开始,到后来画巨幅广告画,石京生调侃他们是“中国用颜色最多的人”“把照片画准,画得更像印刷品、照片的人”。从石京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迹。

第八版毛泽东像的由来

据相关文献资料,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共挂过8种版本,现在悬挂的是1967101日延续至今的版本。第一、二版毛泽东画像都是在建国前的庆祝集会上临时悬挂,主笔是董希文。第三版悬挂于开国大典时,由国立艺专的教师周令钊绘制。一般在每年的“五一”“十一”,悬挂毛泽东巨幅画像10天左右,画像的规格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最终确定为高6.4米、宽5米的尺寸。

随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又历经数个版本的变动,画像师先后由辛莽、张振仕等人担任主笔。石京生回忆,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王国栋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透露:由于当时社会上的美术工作者开始到处“抄肥”(意即挣钱),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专门按时、按点完成此项绘画任务,以至于出现领袖画像调色不均匀、质量不稳定的情况,时任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处长的姜承达上报北京市委,经市委书记彭真批准,从1964年开始,指定由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王国栋专门负责绘制天安门这张毛泽东画像。包括后来印刷的彩色毛泽东像、周恩来像等,也都是王国栋绘制的。

在王国栋担任主笔期间,毛泽东像改为沿用至今的第八版肖像。据石京生回忆,王国栋曾对徒弟们说起过画像变更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在北京工体召开声讨美帝国主义大会,阿尔巴尼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派总理穆罕默德·谢胡来华参加大会。当时的工体挂出了毛主席和霍查的肖像,周总理看后发现毛主席的侧面标准像神态温和、慈祥,霍查的肖像威武、庄严,两张像放在一起不协调。周总理要求再换一张,就找到后来广泛使用的正面照。这张正面肖像看上去庄重、威严,又慈祥,把几个优点汇集在一起,更有领袖风范,看上去也更深沉、更有精神感召力。”石京生说。

之后,天安门城楼上使用的毛泽东画像也更换为这一形象。1967101日,第八版毛泽东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而从“文革”开始,毛泽东画像也从原来的“五一”“十一”悬挂改为天天悬挂。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国栋的大徒弟葛小光逐渐接过了师父的画笔,执笔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一画就是30年。据悉,从2014年起,中央美院的艺术家们接手了这一绘制任务。

曾经的领袖像接班人

“文革”期间,北京市美术公司是少数可以画画的单位,但绘画的主题和形式都是严格规定的,承担了北京市“十大建筑”和各大单位的领袖像绘制工作,包括机场、火车站、军队、机关、厂矿、学校以及外地很多广场的领袖像绘制工作。由于领袖像的画面大、劳动强度大,公司肖像组原有的画家们年龄偏大,登高爬低体力不支,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袖像订单太多,供不应求。因此,1975年,北京市美术公司决定从北京100多个学校招10个男生进行培养,首要的条件是“历史清楚,政治上靠得住”。当时15岁,还没有初中毕业的石京生,经过层层推荐、政审、体检、父母单位调查、学校考察等程序,被北京美术公司肖像组录用。同时进入公司的其他9个学生分别是:姜建秋、王林、王景云、江立平、欧京海、刘阳、张春明、邢秋成、褚秀峰,一道跟随王国栋学习。

回忆那段时光,石京生说:“那些领袖像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像我们也属于是时代的产物。当时除了学习绘画的技法,我们10个学员每天下午都要读《毛泽东选集》五卷并讨论,从领袖的著作里理解毛泽东思想。”从1976年到1979年的4年间,石京生一个星期至少画一张毛泽东像,天天加班赶制订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像,后来又加上了寸头形象和背头形象两个不同时期的华国锋肖像。“那几年,不算大的,我们加上师父画了总有上万张,有时还要去外地画,在当时就是常态的政治任务。”石京生说。

改革开放之后,领袖肖像画的需求减少,北京市美术公司成立了第一家广告艺术公司。为绘制大幅领袖像而培养的这10个年轻人,被公司委派画起了大型户外广告。由于长期画大型肖像练就的手头功夫,小到4米×3米,大到10米×10米的各种海报,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一两天就能完工的活儿”。如今,他们都已步入中年,除了姜建秋、王林和石京生还留在前身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的歌华集团,其他人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石京生谈起王国栋这位他成长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领路人,用的是“师父”这个传统的称呼。“师父是一个对自己严格甚至苛刻的人,他对物质没有要求,对钱也没有概念,谁给他送礼都不接。虽然他那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但生活上很简朴,抽烟就用烟斗抽旱烟,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全国政协分给他一套三居室,他让给单位行政科的科长住,说他们家孩子多。其实我师父家也有4个孩子,他家的房子特别窄、特别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等简易家具。”

王国栋早年在画像馆学习画炭像,后来小有名气后被调入北京市美术公司,专门从事领袖肖像的绘制工作。他对待工作和学生非常严格,但生活中的他喜欢摄影、踢足球、拉京胡。“有一次他的颈椎病犯了突然摔倒,后来在画画的时候手就不能够非常自如,他就拉二胡来帮助解决手运动不灵活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帮师兄弟到处画广告。有一次在密云水库大坝上画广告,他还骑自行车去看。现在师父80多岁了,还玩电脑,用电脑画画。可惜最近又摔了一下,把股骨头摔坏了,一直住在北京市第六医院。”

手绘画像要求“平、光、亮”

领袖肖像为什么不用照片而用手绘?石京生认为,在过去的时代,只有用手绘的方式才能体现出对领袖的尊崇。这种方式也是人类文明中祭奠先人、伟人的一种仪式,用其他的方式就失去肖像画的含义了。

大幅油画在户外光的照射下,由于风吹日晒和恶劣天气的影响,必然会发生爆皮、褪色等现象,而且红色最容易褪色。那么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石京生透露,这张巨幅肖像用的是纯粹的油画颜料。“红是铬红,还有专门生产的耐晒色,比化学物质可靠。历史上,中国画颜料也是用矿物质和植物成分制作,否则不会保留很长久。当然,关键在于使用者和调色的水准技法。”

除了特制的大幅画布外,底子的制作也有秘诀。“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林的师傅,专门给画布熬胶。天安门领袖像的画布很大,必须把亚麻布画布裱在板子上。一般的肖像画用的亚麻布是绷在画框上。画布表面涂层也需要技术,用加入密料的猪皮鳔胶,然后刷调和漆,只有这样才会使油画颜色牢牢地抓在画布上,不吸油,时间久也不脱落,这是几代人的经验。这种做好的画布如果在运输过程中被顶坏了,用水往上一喷瞬间就绷起来了。”

谈到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有何特殊要求时,石京生用“平、光、亮”来概括。因为这幅毛泽东像高6.4米、宽5米,如果颜色调得不匀,用得不好,由于紫外线强烈照射,红色很快就会褪色,画像就可能会露出底色,“前几位主笔绘画时有过失败的教训,在过去的年代这可能就是政治错误。”

何谓“平、光、亮”?石京生说,平,就是不能用大笔触,铺色彩要均匀,不能用过厚的颜色画。“如果画得不平、有笔触的话,就会有灰尘等落在笔触的纹路上,这一年下来就会被雨水、空气中的酸性物质腐蚀,而且被雨水淋后还会有痕迹。”光,就是相互的衔接处理好,红要用得恰到好处,这不仅是肖像本身的原因,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亮,就是表现领袖的神采,隐含了对领袖形象的精神写照。石京生认为,人物肖像画是二度创作,而绝非是简单地临摹照片。

1978年,金石、石京生应邀到太原画了五一广场的“马、恩、列、斯、毛、华”肖像之后,石京生被师父王国栋叫到天安门专门学习画巨幅领袖像。“那是真正手把手严格地传授技艺,先让我画了列宁,又画了斯大林,对于大的画幅有了控制能力,才敢让我们放手画天安门的毛主席肖像。”

那些日子,在天安门后面西北角端门的右侧画棚里,石京生、姜建秋、刘阳每天在高凳搭建的画架上爬上爬下,画到一个阶段就跑出100多米看效果,甚至还要用8倍的蔡司望远镜倒过来仔细观察,从虚实处理到画面颜色、领袖神态各方面找问题、找差距,一张大像画下来,要跑个几百次。“师父告诉我,虽然画的是照片,但是因为这张像很大,在处理局部时需要注意毛主席的泪囊、鼻唇沟和面部的肌肉,以及暗部发际的整体关系,这些都是表现领袖形象的关键部位,在处理这些细节和局部时要反复调整,不能紧紧盯住照片的某个局部去刻画。这些经验的传授,使我对人物肖像的传神把握上有了快速的提高。”

要刻画好领袖形象,从神态到背景都靠长期摸索得到的经验。如从肩膀到头顶两侧的天空,从下面微微的红或加一点黄逐渐过渡到蓝天,有旭日东升时鱼肚白的感觉,寓意毛泽东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冉冉升起。“都是用大桶调好色刷上去,如果画得很均匀到位的话,一年之内颜色会保持得很好。只有天天看照片,画多了,才有这种经验。”石京生说,“用什么样的红,自己要把握好,但也没有像媒体上说的那么玄,有什么特殊的画法,那就不符合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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