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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前第一乡”浙江村前传

纺乡记 2019-05-30 02:45:12

1995年12月初的北京,在冬日严寒之中,几万名外地人正经历着生命中一次剧烈动荡。由于政府开展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北京南郊号称“天安门第一乡”南苑乡的浙江村将被迫拆除。



“浙江村”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外地人在浙江村过着怎样的生活?被迫离开后,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主任张鹂在《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一书中,以浙江村为案例,展现了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生存与命运。

 

流动人口背景


1958年以前,户口制度尚未实施,所以在50年代初,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曾在短时期内快速增长。1949年至1957年,大约两千万农民涌进城市,但城市工业不能完全消化这些移民。政府因此制订户口制度,制止农民向城市“盲流”,通过控制人口流动以维持社会稳定。1958年户口制度的实施,将中国人划分为两类权力并不对等的主体,即城市人和农村人。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业改革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又开始增加。数百万中国农民离开乡村,重新出现在城市当中。对此,政府的最初反应是堵截和压制。1981年,国务院颁布条令以期阻止农民流向城市。


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城市经济迫切需要外来劳动力,因此,政府开始改变管理策略,不再像以前那样清理、驱逐,而是加以引导、调节。1985年5月,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河北农民发表讲话说:“我代表北京人民,欢迎和感谢你们来北京卖菜,丰富首都市场。”1985年以后,北京市政府鼓励农民企业家开办诸如饭馆、杂货铺、修理店之类的基本服务项目。到1988年,北京登记的小型私营生意的数字已达到11万。


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要想在城市逗留超过一个月时间,必须申请暂住证。当然,政策的执行常常出现问题。比如,上级政府要求所有流动人口都要登记,却不是每一个想申请暂住证的人都能获得批准。


浙江村的形成

 

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和政府政策的转变,大量流动人口开始涌现北京。浙江村的形成是最典型的例子。


浙江村位于号称“天安门前第一乡”的北京市南郊丰台区南苑乡,距离天安门广场仅五公里,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外来人口聚居区,1995年时外来人口接近十万。由于其中多数来自浙江省(其中又主要是温州人),所以叫这里为浙江村。


浙江村并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而是分布在几个大的街道上。浙江村的外来人,多为从事制衣业的个体小业主和小商人,这里也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廉价服装制贩中心。浙江村的人员分为三类,一类是本地居民,一类是温州人,一类是给温州人打工的劳动力,来自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流动人口。


浙江村的形成,前后超过15年,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84年,大约1000名温州人来到大红门-南苑一代,住在当地农户家中。他们尚未形成一个可辨认的社区。第二阶段,从1985年至1990年,这是一个快速扩张时期,大量温州人涌入南苑乡。这期间,他们的聚居区被称为浙江村。1989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温州人已有三万人。第三阶段,从90年代初期到1998年,浙江村发展日益蓬勃,社区生活设施全面出现,还建立了批发市场、贸易大厦。浙江村的壮大,导致1995年毁灭性的清理行动。


从名称上看,“村”一方面表明,这些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某种与都市秩序格格不入的异常食物,这塑造了城市人口对外来人口居住区的负面想象。

 

大院:外地人自己的空间

 

温州人刚来南苑乡的时候,因其外地人的身份常遭到当地居民的歧视。一个外地人回忆最初与北京人接触的经历:“刚来的时候,好多次我敲门问有没有空房可以出租,他们都从门缝里往外瞧,好像我是小偷、要饭的。”当地农民对外地人的恐惧和歧视并不稀奇,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在8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仍处于实验阶段,大多数北京人都认为私营生意是危险的行为。



但随后,本地农民逐渐意识到出租房屋有利可图,便对外来人口表示欢迎。到1995年,南苑乡90%的家庭都有对外出租房屋。一件十平方米的普通农民房月租在300-500元不等,这笔收入是当地生产队给退休农民每月养老金的五倍,几乎等于北京市家庭平均收入。


外来人口的增长、制衣生产的发展,使得当地居民的出租屋已满足不了温州人的生活生产需求,再加上当地犯罪活动也时有发生,温州人开始在浙江村建立自己的大院。


大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1年,当时南苑乡东罗园村委会清理出一块荒地,建起240座简易住房出租给温州人,每间月租280元,这样村集体每月可以获得七万元收入。最早他们是在开阔地上一排一排建房子,后来又砌了围墙,形成了早期的大院。


1992年开始,一些富裕的温州人成为私人开发商,开始自己着手修建大院。当时,修大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获得土地是最困难的事情,外地人连申请建筑临时性住房的资格都不具备。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与当地村干部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以租赁他们的土地。地方上的村干部也乐意参与这种合作,以此补偿郊区农业生产的收入下降。于是,私人开发商也即是大院老板们,与当地官员建立起紧密的庇护关系,并花高价获取水、电、环卫等资源和服务。

在大院里居住的都是来自同一地区,从事同一职业的人,这有利于经济上的合作和生意信息的交流。新的大院,形成了三个垂直分布的社会群体,即政府官员、大院老板和普通住户。


温州人的实践表明,在经济改革时期,私人财富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终结,使得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给流动人口带来了国家垄断的城市空间和其他资源。因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贿受贿,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国家垄断的某种形式的民间抵抗。



修建一座大院,按规模大小,所需资金在100万至500万元不等,主要是由温州人通过家族或同乡网络私人集资而来。大院的位置通常远离主路,较为隐蔽;建筑风格上,和周围已有农家院融为一体;建筑材料也非常普通,为便宜的砖和石棉瓦屋顶。


为什么他们不修建三层楼房最大化地利用空间呢,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国家政策什么时候变,即使被驱逐出城市,潜在的损失也不会太大”。简言之,大院的地点和建筑风格可以被视为城市里温州人边缘的、不稳定的“陌生人”社会身份的物质化、外在化的集中体现。


对流动人口的想象


在官方话语中,流动人口集中地通常被看作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城市犯罪的集中地:“近年来流动人口当中违法犯罪的数字有所上升……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聚居区,赌博、卖淫、吸毒、贩毒屡禁不止,给政府对北京市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管理带来许多新问题。”


同时,新闻媒体对外地人聚集区的社会问题也有较多报道,这些信息塑造了市民关于流动人口的知识和想象。当时,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说:“我听说浙江村里的人自己成立了个小独立王国,有他们自己的警察、手铐、枪、规矩。高墙大院,戒备森严,外人不许金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管理这块地方。有些警察想插手,结果被弄死了。”


流动人口被想象和塑造成城市犯罪的对象,背后有其文化逻辑。在中国,稳定的人-地关系,被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人口迁移就被看作是不稳定的、异常的甚至是病态的。那些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并非长久地属于任何城市单位,他们对自己“经过”的地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



“流动人口通常与有自己欲望、梦想、目的的活生生的个体无关,而仅仅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粗劣的劳动群体……这种将外地人非历史化为迫于穷困而外出的劳动力的做法,不但遮蔽了其内部重要的差异性,也将他们从活生生的人变为一种客体化的商品。”


拆除浙江村


1995年底,政府开展了清理整治的专项行动,将浙江村内大约四万名流动人口驱逐出北京。


然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这样一次行动。当时,浙江村的服装生意和社区生活正欣欣向荣,人们正为一年中服装交易的黄金时段(即春节前三个月)做准备,一位摊主甚至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他的生活。


到了10月下旬,开始有相关传闻通过房东那里透露出来,在温州人中引起不少恐慌和焦虑。11月10日,一份题为《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公告》的政府公文向浙江村的外地人和本地居民发布。


公告中有两条规定值得注意,一是所有外地人和本地村庄、工厂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都被认定为无效。因此,所有建筑在这些土地上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必须在11月30日前由房主拆除。二是保护持有效身份证、暂住证的外地居民,没有这些合法证件的人必须在15日以内离开北京。但实际上,在数千名温州人想更新他们的暂住证期间,当地派出所却因不明原因而关闭了。



此次行动的官方机构被称为工作队,由两千名来自高、中、低各等级的政府官员组成。为了给行动创造强硬的氛围,浙江村内贴满了各种公高和传单,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社区内来回穿行。


在整治行动期间,无论基层政府还是浙江村的外来人口,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抵抗。


从一开始,参与行动的高、中、低三级官员之间就意见不同。地方官员非常清楚外来人员对本地财政收入的贡献,他们从个人角度反对这次行动,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得不执行行动。当地农民由于其收入几乎全靠外来人口租房,他们甚至联名写请愿书向政府表达不满。那些外地人口的抵抗更不用说了,他们通过烧掉和撕毁政府公告来表达愤怒,走在浙江村会发现,墙上的通告几乎没有一张是完整的,还有被写上“胡扯”、“不服从”之类的字眼。


民间请愿没有结果时,温州人开始积极寻求家乡政府来予以支持。11月20日,浙江省政府驻京办向北京市政府发出一封题为《关于拆除浙江村内部非法建筑的紧急特别建议》的申诉信。浙江驻京办负责人还和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约见了两位行动总指挥,两天后,浙江省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寻求进一步协商,但最后仍以失败告终。


12月2日下午,整治行动强制开始。到12月底,不少大院已经被夷为平地。


出走与回归


这些被迫出走的外来人口,不得不寻找新的落脚点。其中,有两个落脚点值得注意。


比如,不少外来人口选择迁往朝阳区一个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大屯,那里主要是农业区。两个与当地官员有私人关系的温州老板安排了此次搬迁,外来人口被安置在当地倒闭的旅馆和破旧工厂里。大屯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表明,当地居民和城市公共或官方意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事实上,很多基层社区的领导都想吸收温州人,以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另外,河北省的一个小城——三河,成了最大的温州人安置点。早在整治行动消息传开后不久,就有很多北京以外的地方政府、企业等为寻求经济利益,鼓励温州人到他们的地方安营扎寨。温州人最后选择了燕郊的河北三河。为此,温州商人中的精英和河北政府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并达成一份包括两个阶段的安置计划。在第一阶段,三河市政府要确保这些外来人口能安顿下来,第二阶段,双方共同合作在三河建立一个新的服装贸易中心。


当然,温州人和三河市政府的计划在三个月后便失败了。这主要和三河在地里位置上的劣势有关。这表明,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浙江村的形成前后历经十余年,其基础是很多普通外地人社会关系网的不断扩张,再加上浙江村的区位优势,自然能形成服装贸易中心。


匪夷所思的是,到了1996年4月,大多数外来人口又重新回到浙江村。这样的现象,背后也有其社会背景。90年代中期,很多效率低下、无法盈利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迫关闭或下岗裁员。1996年,有814万国企职工下岗,到1997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370万。就是在这一时期,一种新的经济合作关系开始出现。那就是,企业将工厂出租给外地人,将自己的空间转变成一种商品,以解决下岗员工的福利问题。于是,温州人回到北京,直接利用当地国企的工厂空间进行生产。这样,温州人可以找到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同时,下岗工人从外地人那里收取租金,以缓解他们对政府不断加剧的不满。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不单是地方政府,甚至连市政府也对这种合作表示默许。


之后,温州人和政府机关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96年5月,新的服装交易中心——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奠基,它意味着旧的空间已经死亡,另一种被政府认可的社会经济空间开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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