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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故事|方力钧讲述早年艺术经历

ArtBanana 2021-11-22 10:23:57

艺术神马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艺术神马 ID:yishushenma 

方力钧,《2006》,840×560×32cm,铜、金箔、钢条、铁板,艺术家自藏


编者按:多年前曾拜读过方力钧的著作《像野狗一样生存》,被方力钧的大智慧、对自己作品无与伦比的自信和豁达的为人处事方式深深地感染,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也大概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气魄吧。今年在民生美术馆的展览,方力钧又梳理了他自己一个人的艺术史,其中有些很生动的故事,便于大家更深刻的了解方力钧其人和那一段历史,遂特意分享出来。


1.开始 


那天,像通常一样,我跟着小朋友们去露天广场参加批判会,那是最好玩的游戏,甚至超出电影;因为电影中的每句台词,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背的滚瓜烂熟。但这次,被押上台的人中有一个我熟悉,是我爷爷。他脖子上用铁丝挂一个黑板,上面白字写着“方地主”,头上戴着一个白纸糊的尖帽子,刚被扭到台上,就被一巴掌打掉,漏出稀稀落落的秃顶。之前只每次跟着大人小朋友们喊“打倒刘地主”、“打倒王地主”比其他人都更起劲儿,这次,所有人也都在喊,只有我一个人挤在操场中间人群里,逃不掉,天旋地转,脑袋塞在裤裆里、入地无门。


有一次家中无人;一帮小朋友提议到我家里做游戏,在我的家里玩耍是我的骄傲,但这美好短暂而脆弱,小朋友们开始谩骂围殴我,我的属于垃圾阶级的心理和地位无法成为他们的对手,这时,年长我六岁的哥哥回来了,他被眼见的事气疯了,于是痛打了其中领头的,也年长我几岁的孩子。当家长们陆续下班,我们听到后排那孩子的哭诉,随着咚咚的脚步和男子发疯一样雄壮的怒吼,那孩子的父亲提着菜刀和棍子向家里冲来,我的哥哥,被同样属于垃圾阶级时刻准备逃跑和躲藏的邻居救走并隐藏起来。男人带领着他们全家,站在我们家的门槛里,挥舞着菜刀和棍子,指点着我父母的脑袋和脖子谩骂着,母亲抱着我着我,瑟瑟躲在墙角床上,不敢喘气。(1969年前后)


197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和爷爷被爸爸鬼鬼祟祟地送到火车上。


在一个深夜,我被爷爷强行从被窝里叫醒,那已经是老家唐山丰南的火车站。爷爷用大綑的白棉布一层又一层往我身上裹,我拼命挣扎,最终还是被裹了严严实实。又被穿上棉袄棉裤,从火炕上抱到院子里,早已经准备好的一架驴车在雪地里等着,狭小的木头车厢里整整齐齐铺着厚厚的褥子被子,爷爷把我仔细的塞进被子,自己也钻进来,抱着我躺好。


黑夜里大地上雪白茫茫整个大地,满世界还没有落下一个脚印。寂静中家里的亲戚把祖孙两个送回了祖籍,我们逃回了丰南县辉坨村。


我受到特别的疼爱,早上热腾腾的豆腐脑会被爷爷端到炕上来,火炕最暖的炕头是我的特权,早春时节还常有拾来的小鸟蛋陪伴,爷爷让我躲在门后偷吃家里仅有的细粮馒头, 但有一次爷爷强迫我踏着晨雪冒着寒冷去为奶奶买一份豆腐脑,有一次一大早领着我沿着村里的小路去拾糞,有一次带着我去收割完了的玉米地里去垉柴——长大后我发现,在老家逃难的一年四季里,地里农活的每个过程我都经历了。 


回邯郸后,爸爸带我到工会。这是封资修们的窝点。工人阶级大都没文化,,黑板报都得由他们自己来做。爸爸把我委托给他们学画画。曹振环老师拿给我一幅散页的红灯记连环画说:“回去照着画吧。”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学画画出身,自己本来也不知所以然,然而这是个吸引人的地方,红红绿绿的宣传纸,各式毛笔铅笔颜色,除了使用,足够我向其他小朋友炫耀了,当然前提是你得经常带自己的作业给老师们看。


 爸爸被下放到基层做火车司机,不时买回没有格子的速写本,或长相奇怪的木工铅笔之类。这在那个时间环境中,比今天的顶级奢侈品还更吸引人,“你还想要么,你把他们用完了,再给你买。”于是我必须多些时间在家里或工会,使用消耗我专有的奢侈品。


2.姬大爷一家


资本家老姬被批判了,这对以贫困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铁路大院的造反派们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这之后他立刻变了一个人;上下班的路上,几乎永远低头寻匿,生怕漏过任何一点有价值的废旧物;一旦接近垃圾堆,抑制不住的喜悦贪婪的挂在脸上;狭窄的胡同里,每遇到路人,远远就卑微的侧身立在路边,低贱的弯弓着腰,面目不清,眼神飘移;他从此不再洗澡,不换衣服,任凭自己的恶臭飘荡,路人,工友,甚至造反派掩鼻而去;他将被褥放在潮湿的床下——那种普通工人宿舍的平房,红砖铺成的地——自己每天晚上钻到床底下,打开阴暗潮湿的铺盖卷,睡在地上。造反派们就此打住,没有人愿意接近浑身恶臭的人,哪怕他是资本家。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路上喊他“姬大爷”。偶尔,姬大爷给老伴使一个眼色,示意留我在家吃饭。


姬老头的梦想是给每个孩子买一把小提琴。那时,一个学徒工的工资是18元,三级技工的月工资是36元(但已经属于凤毛麟角),而一把小提琴的价格是两百多元。我经常去他们家时,墙上已经挂了三把小提琴了,另有大、中提琴。每个孩子分别在单位,学校,家里联系。几乎每次在他们家都看着他们六个孩子或者分别或者一起,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训斥他。老头子总是自己呆在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


他的第五个孩子小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那段时间美术组和音乐组共用教室,我们画画,他们练琴。我们一起到河边练习跳高(小五是市跳高赛中学组冠军),练习结束后一起回家,讲述他的音乐和人生梦想。他始终没能考入音乐学院,后来做了市电视台最优秀的播音员,多年后再见到他时,早已经是春风得意,钵盘满满的模样了;也许正是成功的幻觉壮胆,骑摩托追尾公共汽车,撞死了。小五的死亡,姬家人无法接受。再多年之后,偶然遇到四哥时,还满嘴脏话的诅咒姬大爷,把家里的一切不幸,栽在姬老头头上,认为一切都是是他爸妨的。

3.脱轨


闫氏没有考上梦想中的美术学校,到了印染厂的保卫处工作。

他借着工作便利弄了一匹布从厂墙里扔出去,想下班之后带给自己崇拜的画家做画布,被当场抓获。于是厂里这段儿时间丢的布全算在他身上,。


1982年我假期回来的时候他来找我,,,画板报,教看守们画画;周末时常出来买颜料、画笔类的材料。,他特别着急,跟我商量,说与其释放在社会上不被当好人看,还不如在里面工作不出来了,

以后就是职工而不是犯人了。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的想法。出狱后,他很努力,给酒店大厅画壁画,做装修,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个无害的人!但那些狱友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踪;当我去工作现场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画壁画,下面坐着五、六个七八个狱友,桌上地下到处是啤酒、啤酒瓶、烟或烟蒂,吃剰乱丢的东西。工程结束,狱友们蜂拥而上,把钱一分,给他留一份儿,下一次依然这样。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狱友们于是联合起来帮他找活儿;明白人知道惹不起,只能把活儿交给他们。闫氏拼命劳动,却越陷越深。


无奈之下,闫脑洞大开。终于铁了心跟定道上的老大混,老大什么事都交给他办,他的地位直线攀升。他偷窃的技术,他的智商,他的勤勤恳恳,终于历练成为“老大”级的资深人物。

                                                        

                                     4.长期作业     

          

方力钧,《1980.1.25》,静物素描习作,39.5×54.6cm                                 

在方力钧考大学的时候,很多准备应考的小孩在老师的指导下,都会按苏式教育体系,摆一些石膏或一些静物画写生。我认为,虽然方力钧当时画的这一批作品在小圈子里十分优秀,但放在全国看肯定谈不上是最优秀的。这使我考虑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很多画得很好的学生往下发展,在创作上并没有走出来呢?两相比较,我感到,他们是为技术而技术,而方力钧后来并没把绘画当作是一件纯粹表现技术本身的事。也正因为他始终强调根据自己对人与生活的深度体验去呈现人与生活的的复杂性,故他常常是将表现什么与怎么表现当作同一个问题来处理。值得强调的是,方力钧在创作中也从不表面地、浮浅地、一般地还原视觉表象,而会加以变形、夸张或超现实的处理。结果在表现方式上也偏离了传统写实的表现系统与标准。很明显,这既与他对作品的主题理解有关,也与他特殊的处事方式或社会经历有关。而这一艺术特点也提醒我们:既然方力钧所创造的艺术样式在本质上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与叙述方式,那么对他作品的研究与分析,必须将大的文化背景、个人特殊经历、对创作的理解与具体作品结合起来,否则就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鲁虹(评论家)



5.美丽分裂症 


夏天,门窗开着,上乔文科老师花卉写生课,教室外边的大马路上有流动的公审会,喇叭里是宣传的口号,广播犯人的名字和犯人的罪。从教室里看到外面很热闹,游行的队伍慢慢地远离了我们的教室,继续画花卉。老师在跟我们讲如何把花画得更好看,或者怎么用冷的背景色衬托暖的黄色。很快,我听到不远的地方有枪响。课间的时候我们几个男同学就往枪响的方向跑,就在离我们学校北边直线距离几百米的地方有一条河,那是我们经常跑步、散步、写生的地方。河边有一个土堆,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土堆就是个临时刑场,被枪毙的人犯已经被拉走了。只有地上的一摊血和为数不多的曾经的围观的人,若无其事地在谈论刚才的情况。


我还记得在群艺馆学画画的时候,有一次在中华大街上 也有公审会。一排若干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上面的警察押着各色的犯人,、、强奸犯、抢劫犯等。在车上面我还发现有我们同院同龄的一个邻居,也被押在其中。街上人潮如涌,在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消遣,这种公审会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种盛大的消遣了。这些卡车在城市中心人多的地方行走得极其缓慢,、每个犯人的名字和所犯的罪行。等到过了人群密集的地方,车开得相对快起来。


这一次,我和王志平决定跟着这些卡车到刑场去 看个究竟。等到了位于邯郸市西北角的刑场时,我发现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我曾经不止一 次地到这个地方来捡弹壳,挖弹头,挖田草根,采桑叶。等我们赶到的时候,犯人们都已经要面对靶场跪成一排了。每一个犯人的后背上插一个牌子,那些牌子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画着红色叉的就是要被枪毙的。在这排犯人里其中 有一个穿着小蓝花棉袄的像小媳妇一样的女犯人,这不是一个死刑犯,是一个陪刑的犯人。随着这个口令枪响了。所有的犯人都栽倒到前方,也包括穿蓝棉袄的这个女犯人。过了不知 道多久,这个女犯人才又活过来。刚才枪响的一瞬间,她已经被吓死过去了。


6.顺从


校长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觉得校园太过散漫,需要严格管理。于是在学校周围墙安装上电网,各种规章制度极其严格,学生只有星期天才能出校门,其它时间必须持有出门条,但有权开出门条的老师们却都住在校外的家里。食堂改成了集体餐,每桌十个人,不拘男女,胃口状况等一切因素,定时,定量,定粗细粮比例,每餐每组每桌统一一大盆菜,好吃的时候哄抢即没,难吃的时候几乎全部浪费;轮到吃窝窝头,几乎没有哪个吃的完,于是窝头先是满餐厅飞,继而满操场飞--校长还规定男同学的鬓角发线不能低于耳朵的上线--课间操的时候,校长把我们一帮头发长的同学叫到面前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要求我们当天发型就要达标,否则按旷课处理!一帮同学只跑到理发店。可是怎么办?按照校长的想法,不出几天我们又会违规,因为鬓角的位置本来就在耳线之下的!无奈之下,灵机一动,“咱们剃光头吧!”。


第二天校长复查,把散落在队伍中的一帮人叫上台来;我们本来长期留长发,乍一剃头,头皮一块青一块白,阳光之下青兰闪耀。那时候卫生条件差,洗澡极难,头屑半翘半连的虚挂在头皮上,见风乱飘。阳光下不同质感的青皮眨一集中,排成一溜,校长顿时青筋暴露,双足离地而起——就在火山喷发之际,似乎想起了昨天对我们的要求,强压住怒火,黑着脸,算是签收了我们的表现。

   7.我自己呢?


公司组织去农村体验生活时,在蜗皇宫半山上第一次喝白酒。年长的同事们三下两下把我灌趴下,先是天旋地转,半山破庙深一脚浅一脚不辩道路,双手扶墙脚却踩空,刚刚爬起又酒劲涌起来。不要说什么刚吃进去的肉菜面食,就是好好躲在胆囊里的胆汁,也像被打汁机一样一股股向外涌,又不肯给个痛快,你想它老实的时候,它偏要闹腾,你想把它吐出的时候,却偏要躲闪。生不如死之际,却灵光一闪:一个人俊也罢丑也好,不拘阳光阴谋,无论别人所谓正义邪恶,生命自有自己的意义和轨迹,喜悦和伤悲--何必无视自己的存在,非跑到穷乡僻壤所谓体验人家的生活?自己正常的生活就不是生活?


               8.人体是什么意思?



人体课,我去晚了。没有办法,只好就地坐在模特台下面画。离模特太近了,盯着脖子,就看不到胸部和五官,盯着胸部,腹部和脖子又看不到了,老师通常教授的构图、比例一切都无效了。画形状哪儿哪儿都不对。干脆就这样虚着开始,模模糊糊地画。正是冬天,除了教室的暖气,另外有电热器为模特儿补暖,人体的温度像壁球样的加速返出来,一阵一阵的,扑面而来,还没反应过来,身体的气味被夹卷着也扑过来。人体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每天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课堂或工作室里,被成千上万只手描绘,被千篇一律规定过的所谓构图、比例、结构,而弹性,体温,体味呢?血液的流动和脉搏呢?我顿时从一个白日梦里走出来,之前以为信条的,好像山上的落石,争先恐后落入沟底,不再是我前面路上的障碍了。


 9.暧昧


毕业创作要开始了,用什么方式进行创作?选择可以是无边的,但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点上。我想用最牢靠的办法……从小学画画的时候就是6B—6H,13 支一套的铅笔,削的尖尖的,用最软的6B 开始起稿,5b-4b-h-6h,逐个使用,慢慢精准,一直到完成。使用童子功,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进展及其顺利,使用的方法是比美院的传统更传统的方法,态度是百分之百认真。审议毕业创作时,我是第一个顺利通过的,会后系里老师对我说,那些光头要能圆一点儿转过去一点儿就更好了。


这组素描作品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开幕后两个小时内,有六七波观众来询问购买这三件作品;其中有澳大利亚,西班牙使馆的工作人员,外企工作的华人,还有中国的导演等,有意思的是,他们跟系里老师的角度大不相同,完全不理会传统的学院技法,而着眼于秃头的隐喻,甚至解读为反叛。


我觉得自己在整个展览中,作品即不热闹、又太传统,应当属于配角的角色。但在之后的<美术>杂志,<江苏画刊>,<美术报>上,都刊用了这几幅素描。


三年后,这组作品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新艺术展”,罗清琪再次提出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藏两件素描作品,同时希望自己收藏一件,并表示作品迟早也会被送给美术馆。现在,三幅作品都已经属于澳洲国家美术馆了。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重要美术馆收藏。

10.从王府井到圆明园 


曲桂林老师将一个留京的名额给了我,过一段时间曲老师来问我有没有找到单位,再过一段时间,老师说:“给你找到一个单位,造币厂,有两居室的住房,待遇很好,但是得坐班,你考虑考虑,赶紧给我一个回信。”我想:20 多岁的年青人,整天坐办公室翻过来调过去的看同一份报纸,像七老八十的泡一杯茶,任凭生命流失去换个工作、户口和房子。何不做年轻人的事,等撞到南墙梦醒,再做这样选择不迟。


7月1日,搬入介于圆明园、颐和园和国际关系学院之间的“一亩园”工作室,月租一百元。同时,我回到学校,到曲桂林老师主持的业余美术学习班 (习惯称“地下班”)代课,每星期两次,每月有一百元的讲课费,正好抵了房租。除了教课,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和平出版社鲍露滋所预约的插图,这是能够维持生活的救命补给。 


一天,张薇领了一个海外华人来访。大家不咸不淡的聊些生活之类的话题,那年轻华人却被感动了,想买一件木刻作品;说好说一百兑换卷;他掏出一百元,当我们两个人的手同时碰到钞票的瞬间,他突然问我:“是不是可以一百元选两幅 ?”“不可以。”没等他说完,我斩钉截铁地说;他暗淡下来的眼神旋即消失,大家兴奋的一起哈哈大笑。  


1989年12月31日,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寒冷的元旦前夕,在圆明园一亩园租的房子到期了,房东极其愤慨,因为我违反了协定:第一,我曾经答应他们只使用外屋一间房,只一个人居住,可现在,我不但使用了里屋、还弄来了个显然不令他们喜欢的人同住,并且我还偷偷使用了他们闲置的电褥子,并且烧坏了它(也险些烧死自己,但我没敢这样告诉房东),我无话可说,我根本不记得曾有过使用一个或两个屋子讨论,我偷偷地试探于天宏,是否可以先搬回北大,如果让房东觉得找回了些面子,也许还可以多混几天,甚至熬过这个冬季。这个房子里虽然没有暖气,也并未生火,可借了两边邻居家的余温,还始终比外面温暖。


于天宏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家伙拒绝了我暂时搬出的提议,当房东第二天再次看到老于时,他们平静但坚决地告诉我,明天,也就是1990年的元旦之前,我必须结清所欠房租搬走。我年青,火气旺,不晓得通融,不计后果的履行了房东的气话。一大早,居然找到了一所农家院落。在北大西门的挂甲屯,有一个挺大的院子,里面有一间很大的屋子,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木头之类的杂物。大屋子的西头,另有一处十几平米的小屋,房东说月租70元,但只能使用里面的小房。我顾不了许多,当即付了定金,并急急忙忙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来回跑了四趟,搬完了家里的一切。记得那天天气奇寒,我的棉衣裤里面却都已被汗湿透。


我的新家把于天宏吓坏了,一个偌大的房子,四处漏风,地上堆着农民房东的垃圾宝贝。租用的那间小房,地面凹凸不平,没有床,没有暖气,甚至没有一个蜂窝煤炉子。老于看了看说:“我还是搬回学校了,宿舍里有暖气,这儿太冷了。”此时的这个新家距离可以睡人还有太大的差距,我需要几块砖头,好把床板垫起,也许还需要找到块塑料布放在褥子与床板之间,好挡住地面的潮气和寒风。


张林海从天津来找我,居然打听到我搬到挂甲屯了。那段时间,我正从事素描创作,全部的资产只有一个学校画模特儿时用的电散热器和兜里的30 块钱。因为我每天不出门只在家画画,所以在花销上我必须仔细去规划:每天买半斤面丸子(面丸子是2块5一斤,买半斤就是1块2毛5),一袋面丸子大概要吃两顿,早上吃几个丸子就算了,中午或晚上有一顿是去长征吃半斤水饺的正餐。兜里只有30块钱,每天的花消至少是2块5,有点入不敷出。张林海来时我正在画画,看到他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接着便开始盘算该怎么办?兜里的30 块钱是这段时间仅有的生活费,要是两个人出去吃一顿基本上就把这 30 块钱花完了,就没戏了。我心里一边盘算手里一边画素描,那张素描就画糊了。我突然想起家里有一瓶二锅头,就让他先喝点酒,他倒上一点酒就喝,却叫喊起来:“这是什么味?”我才想到可能是因为二锅头放的时间长了,基本上没什么酒味了。林海说:“你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看我没回答,在继续画画,也就没说话。最后林海有点不耐烦了,说要出去吃点东西。我嘴上说“等一会请你吃饭”,心里却在想,到底该怎么办?这时林海就开始在旁边嘟囔了:“什么意思?老方,我大老远跑来的,都饿的要死了,你要是不请我吃饭你就直接说,我自己出去吃。或者咱们出去吃我请你也行。”最后我说:“林海,咱们是好朋友,你觉得吃个饭重要,还是我搞事业重要?”张林海气得无话可言。我继续硬着头皮画我的画,一转眼已经从上午混到快晚饭了,我一边扯皮一边拖延时间。冬天很冷,他看着我的电暖气上面有几个小丸子,我自己也不舍得吃,却假惺惺地劝他吃。一直耗到晚饭的时候,实在没办法,最后跑出去到长征饺子馆,买了一斤饺子,还买点花生米和啤酒。


在路上遇到萧昱,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正在找房,但没有租房的钱。“住我哪儿吧,我家有多一间房。”就这样萧昱收留了我。假如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也许那根本不应称作房子——简易地用砖头砌起,四面露风,房顶露雨,也不隔音。旁边紧挨着比这两间房大得多的公共厕所。


我当即搬了过来。又一次从北大租了三轮车,不同的是,这次只需一车一次就搬完了。无尽的迁移,令我没选择地抛下一切可以抛弃的物品,最后只剩一个床板、一床被褥、几件衣服、那几幅搬来搬去尚未完成的作品。同样地用两层砖头将床板垫起;同样地偷偷地为了使用电炉子改电表......乐趣随处都有:我找了一个白色的玻璃瓶子,每发现一种未曾见到的虫子,便抓了来放进去,不几天便积了十来种;到了冬天,买了塑料布,将窗户、门上的各处都封好了;将电表摆弄的说停就停,说走就走,说倒着走也便倒着走;都是老套路。把电炉子插了电,六平米的小屋暖洋洋的,早晨爬起来,穿着衬衣就可以画画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光景,我感到有点头痛,时有时无,也并不很厉害;再过一个星期,头像要裂开样的疼;我问萧昱,他也不知所以然。两人只好大冷天里打开窗了,换换空气,不料果然好了。后来,这头疼便周期性发做,每一个星期,头感到巨疼,不得已打开窗户,好了;下个星期照旧如此。到了夏天,地下的小虫们活跃起来,潮气也越来越大;房子不时漏水,我们只好用塑料布左一块右一块地接或堵,地下放满了各种容器,大小不一轻重缓急不同的水滴打在不同质地的容器上,发出一种堪称悦耳的共鸣。假如不是身居其中,也许我会有心情慢慢地听,然后细 细地记述那种美妙呢。周围的气味也很糟糕,厕所的味道混在潮气里,和缓却从不间断地渗进来,只是我早已习惯了养鸡场的味道,没有旁人提醒,是不会自己发现的。

两块砖头垫起的床板不足以隔绝地下的潮气,我的肩膀很快出了大麻烦。一次,我拿着铅笔画素描,铅笔居然从手里掉下来了。 

11.冲动与释放 (缓释)


我85年入学,毕业那年的夏天,仿佛大病一场。像受到刺激的妄想狂,创作欲望处在颠狂的状态。像酩酊大醉之际的呕吐,像肠胃不适想要狂泻,状态像超出库存量的洪水,承受不了多一点儿波动,不顾一切的宣泄当然痛快,但现实中狂吠的狗生存下去的几率太低,我想要表达自己的态度,但不想,也不能被视为疯狗——不能决堤,不能失控,唯一的要诀是平静、冷静、隐忍,有计划的泄洪,释放。之前我的最敬最爱的梵高、蒙克、表现主义——突然离我非常遥远,完全没有了任何的现实功能,如果有,那就是反证的作用了。我需要一种正确的表达,即表达了不同看法,又没有证据和把柄。


煎熬中我慢慢体会到,满足于表态和起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就好像汽车外漆与发动机的角色区别一样。


开始黑白油画《第一组》的创作,之所以选择黑白颜色,一是把技术难度降低,另外我觉得当时的心里状态用黑白来表现是最好的,正好能够吻合。到了1992年,开始彩色油画《第二组》的创作,不过我可以将其称之为假彩色的油画,因为局部地看,比如说蓝色衣服,其实是单色的,人的脸也是单色的。把单色全部拼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彩色的油画。这时对于我来讲又有一个提示:我们的油画,或者说我们的艺术品,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其实以前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如何用一个科学家的眼睛来创作艺术品。其实我们用不着去管科学是怎么样的,用不着去管真实的暗部反光是怎么样的。我们只是要创造一个视觉上可信、能够触动人心理的作品。艺术本身就是独立的,只是追求艺术本身的真实,而不是科学上或者教条的真实。

12.鱼儿离不开水 


那时还在读小学,当老黑第一次领我去游泳时,我发现一大帮朋友对这儿已极为熟悉,且常常会到水中嬉闹。我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学会了游泳,着急想要加入他们之中去,便迫不及待地脱了衣服一股脑儿地跳下水——正应了中国人的老话“不知深浅”。一下到水里我立刻慌乱了,其他孩子们双脚并未像我以为的那样踩在水底,那个池子足有几米深,惊慌中我挣扎着扑腾着,最后竟不知是如何上的岸,险些淹死。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名字忘记了,住三排东面),学习成绩非常好,是被学校里所有老师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科学家或文学家、数学家那类优等生,总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记得是在二年级夏天的一个午后,他同小伙伴在校园附近嬉戏,大概因为他们玩累了或热了,于是跳进了边上的水坑里(水坑的水是洗澡堂里每天放出来的,这些水没法被地下吸收,年长日久,就变成了一个大水坑。这些污水经过沉淀之后又特别清澈),但过了很久,他还没有从水坑里爬上来,一起的孩子见状吓得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跑回家去告诉大人。人们预感到不妙,纷纷往这儿赶,只见到那个同学的衣服还放在水边,水坑中却见那同学的踪影。当大人们下到坑里,才明白,那个同学的脑袋扎进了污泥之中,人已经死了。


进入初中后,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从城市边缘的地方经过。那时刚下完雨,路边的树林子里面聚集了很多人,地上一片泥泞。远远的看到,地上有一具女尸,全身裸露着,脸朝上。周围已经被拦了起来,不让人接近。听到围观的人在议论,说如果是女的溺水淹死的话,一定是脸朝上的;如果是男的淹死的话,一定是脸朝下的。我不明所以,但这句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89年时,我在北大护城河看到了同样的场面,同样有一群人在围观,同样有一具死尸,却是被人分尸了的,已经被泡的很白了。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看过的那具女尸。这次的死尸是面朝下的,我断定那是一个男的。


大学三年级的夏天,我每天都会骑自行车到后海里泡澡和晒太阳。平时会带一个气垫子,我就在这个气垫子上面玩,离岸边的距离也控制在三四米。一天,同学说把这个气垫子借他玩一会儿,我就把气垫推给他。就这样,我在水里看着岸边,突然觉得岸太近了,再看看对面的岸,顿时就觉得自己能游过去,于是就往对面游,竟然很轻松地就游到了对岸,对岸也是一些正在游泳的老头,自己就躺在旁边的沿儿上晒太阳,心想我竟然也横渡了后海,又激动又高兴,不过一会儿我又觉得害怕了,因为发现还要再次游回去。刚才是稀里糊涂游过来的,还能不能游回去完全没有把握。于是我又一边晒太阳一边琢磨,我要是走回对岸就得绕很远,可能要半小时或40多分钟,而且也太丢人了。酝酿了很长时间,我最终还是下到水里,这次竟然还是很轻松就游回去了。于此,我终于开窍了,这么多年玩儿命的挣扎,学不会的东西,一下变得特别轻松,而且动作十分流畅,旁人根本看不出是刚学会的。第二天我又往返游了同样的距离。从那个时候开始,游泳就变成我的一项重要活动了。


后来,我又经常在颐和园北门青龙桥河里游泳。这里常有人溺死。有一次,正好赶上有人在打捞。家长一边打捞一边怀疑孩子不是自己淹死的?据说两个一同游泳的小孩是朋友,虽然有点矛盾但还能在一起玩,结果其中一个孩子从斜坡上滑下去掉入河中。等尸体打捞上来,眼看着孩子的头是在上面的,脸上已经没有血色了,他仰着头慢慢浮到水面上,就像在睡眠一样。大概因为孩子在溺水时已经把肺给呛炸了,内脏出血了,所以他一露出水面的时候,一团很浓的血突然就从他鼻子里喷出来,转眼间就溶在河水里。而河水却像往常一样,依旧干净,清澈透明。

13:从圆明园到宋庄 

 圆明园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了,到处都是媒体记者来采访,弄的无法安心工作。人也变得越来越杂,打架、酗酒什么都有。我们从石景山的山里,从房山到昌平,从顺义到延庆,再到圆明园的周边差不多跑遍了。来到宋庄,观看了三个村子,大家一致觉得小堡村院子大,浪漫,有田园感觉。那时候院子很多,三、四千块钱就能买一个院子。


挑院子的时候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景观:有的院少,有的院小,有的亲侄子跟我们外来的商量如何分亲叔叔的钱财。农民为了卖房子,去跟村委会求情,甚至要写保证书。把院子卖了之后,不再要房基地了,这样才可以卖。初期时,谁都不肯先买,怕上当。大家就推我,我最先买了当时村子里最好的新瓦房,一排五间大瓦房,加上旁边不太好的,大概有20间,院子有二亩多地,还有小河,因为喜欢种花,家里养了很多月季。和村民谈好了,一共三万块钱,买房子的时候,我给了主人三万五,说这五千块钱是给你多加的,省得以后你后悔。就这样成交了。买这个院子是1993年的12月份。

 

方力钧,《2016》,244x366cm,木刻版画,2016年


*图文由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提供*

以上转自微信公众号:艺术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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