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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146年的民族坎坷路!

每天一个商业传奇 2019-06-30 22: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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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一场甲午战争,让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却成了腐朽制度的卫道者。

 

19世纪,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被列强打开国门,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人的选择是不抵抗,全盘接受,而且还把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

 

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更艰辛的路,坚决抵抗,在抵抗中改造自我,完成社会总动员,重新创造出一个新中国,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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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选择也引发了完全不同的变革过程,鲁迅先生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经济政治全盘军国化,与西方列强共进退,整军备战,殖民比自己更弱小的邻国;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以旁观者的冷静,一语道破洋务运动背后的痛苦与动机“高傲的中国人在和条件更为先进的西方人接触中,感受到了羞辱,这最终导致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在中国推动工业化的庞大计划。”

 

诞生于1872年的招商局,便鉴证了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穿越了晚清、民国至共和国,浓缩了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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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李鸿章曾在上海屯兵两年,在这两年里,李鸿章见识了西方雇佣军洋枪洋炮巨大的威力,也见识了外国军官和领事的傲慢无礼,破灭了“天朝上国”的幻想。

 

1871年华北发生严重的水灾和饥荒,李鸿章紧急调动赈灾粮食北上,却遭遇外国轮船借机索要高价,这让他非常愤怒。当年冬天黄河再次决堤,李鸿章越来越坚信:用运河沙船来运输漕粮的方法已失去价值。

 

1872年12月23日,他正式向清廷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在这份奏折里,他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制度构想——新办的企业由商人出资,合股的资本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规范章程制度管理。企业在政府监督之下,但是盈亏全归商办,与官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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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清廷批准了这份奏折——1872年12月26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正式诞生,次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正式开门营业。

 

从筹备到1894年甲午海战,李鸿章一路为招商局保驾护航、遮风避雨。他给了招商局两条优惠政策:一是清廷的低息贷款,一是承运漕运和其他官物的特许权。

 

1872年11月30日,招商局第一艘船“伊敦”,从上海驶往汕头,宣告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开端。招商局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外国轮船公司的注意,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不断发起价格战,压力之下招商局陷入严重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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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善权变,1878年,他为招商局拨款15万两,又联合一众熟悉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强迫太古、怡和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1879年,运价恢复正常状态,招商局赢利翻倍,超过76万两。

 

清廷“官督”层面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商办”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使得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自招商局开办以来,中国内河航运运费稳步下降。

 

自1872创办以来,轮船招商局常年资助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各大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每年出资2万两白银。其中,还出资承担清廷最早外派留美幼童的费用。

 

1894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在这之前,李鸿章请来红顶商人盛宣怀主持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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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招商局将大量的资金转投其他企业,经常抽调招商局账上的资金,为其它企业输血,由于大量的资金被抽调,招商局常常出现“局款如洗,异常支绌”的局面。

 

在清末国力衰微的最后十年,盛宣怀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构筑起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帝国和财团,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可惜商业帝国还没成型,大清帝国就先崩塌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利用南北矛盾通过政治运作,成功地让招商局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商办”时期,招商局被把控在李氏、盛氏和其亲信傅氏三大家族的手里。这些家族后人多为平庸无能的纨绔子弟,借着权力中饱私囊,侵吞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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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师北伐;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招商局收归国有,急需一个精通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来重振这家老牌企业的雄风。

 

身负“企业大王”之名的刘鸿生成了最佳人选。刘鸿生出生于上海,以经营煤炭起家,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家,积极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产业,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

 

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再三游说下,刘鸿生最终答应出任招商局国营化后的首任总经理。

 

1932年11月,刘鸿生带着几名自己企业里最能干的下属,踏进了轮船招商总局的大楼。他以“义务任职,不支薪水”出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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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对招商局理事会进行改组,精简人数,选用真正有航运、造船和管理经验的专家任职,对招商局弊病丛生的“买办制”开刀。此后,招商局的船舶总吨迅速增长,轮运业务得到发展。

 

对于刘鸿生的改革,国民政府由初期支持变成了后期的牵制。1933年春,俞飞鹏上任交通部长。他上台后,立刻发布一纸命令:取消招商局的理事会和监事会,重新恢复经理制,归交通部直管。刘鸿生辞职。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计划调集重兵在淞沪地区与日军决战,为防不测,决定采取堵塞办法,征用船只,沉于江海各要塞,以阻断日军西进航道,配合防御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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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先后奉命将“海晏”轮沉于上海十里铺,大型海轮“新江天”沉于镇江。次年4月,招商局又沉“新丰”“江裕”等轮。在几次大规模的沉船塞港行动中,招商局共沉船24艘,约占招商局船舶总吨位的40%。

 

此外,抗战期间,招商局还向前线运送了大批兵源和军用物资,并协助上海500余家工厂内迁,疏散运输各类物资无数。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招商局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接收敌伪财产,快速恢复。但很快,内战爆发,招商局被迫参与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正常的经营再次被打断。

 

1950年,聚集在香港的13艘招商局海轮船员宣布起义,回归新中国,起义归来的船舶33700载重吨,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700多名招商局海员,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骨干。

 

1950年,香港招商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港全资国有企业。招商局在内地的机构改称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78岁的招商局在香港分局的基础上重新起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奠定了今天招商局集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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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61岁的袁庚踏进了香港干诺道西15号14层的大楼,对招商局在香港的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实地调研。此时的香港一派繁荣兴旺,和台湾、韩国、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回到北京后,袁庚提出“立足港澳,背靠全国,面向海外,工商结合”的经营方针,当年10月,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副董事长,在深圳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响起蛇口开山第一炮。通过移山填海兴建码头,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和货船,解决了交通运输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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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地封闭30年之后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窗口,蛇口工业区很快引起了世界的好奇与关注:嗅到机会的企业家们一拨一拨地来访、商谈,1981年9月,包括李嘉诚、霍英东在内的“香港超级富豪团”也来到了蛇口。

 

1987年,招商局创办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招商局发起创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

 

1992年,招商局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开创了中资企业在港上市的先河,获374倍超额认购,创香港股市历史最高记录。

 

1993年,75岁的袁庚从招商局掌门人的位置上功成身退,招商局的总资产由当初的1.3亿增至200亿。

 

2016年,招商局收入规模超过5000亿,利润超过1000亿元,在名列央企第二,业务遍及港口、能源、海洋工程、银行、证券、基金、保险、房地产等各种产业。

 

旗下港口遍布全球,拥有世界一流的超级油轮船队;拥有世界最大集装箱制造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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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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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搬到紫禁城,所有官员都出城迎驾。当天,下着暴雨,文武百官个个匍匐在路旁,全身湿透。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经年过八十,慈禧乘轿经过时,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完全视若无睹。


百官之中,有一个人看到此景,顿时心灰意冷。很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这个人就是第一个弃官从商的状元——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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