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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爸妈的年代回忆 ——写在父母百年诞辰时

建设大道760 2021-10-09 10:19:54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每逢清明倍思亲,近些时日,脑子里老是想着,若是父母健在,两老今年该整整一百岁了。父母坟前的松柏是不是又长高了,坟头的旧草又该冒出新芽了吧?心情恶劣时,不由自主地想,要是高堂在,跟他们诉诉衷肠,该有多好?因此,要回乡的念头一直在心里萦绕:去父母的坟头长哭一场,好好陪两老说说话。



01


父母都是1918年生人。老爸生于农历十月初二,老妈生于农历二月初十,父亲比母亲小了八个月;父亲卒于1981年农历六月初三,母亲高寿,卒于2008年农历九月十三,比父亲多活了27年;他们都终老于故乡坡掌村——河南孟县最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庄。


父亲的一生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父亲大名张道明。张家是村子里的大姓,父亲在一干堂兄弟中排行行四,家中长辈同辈都叫他“老四”,小辈则尊他“四叔”“四伯”,间或村人开玩笑喊他“麻道明”,大约是他标致的脸上有两颗浅浅的麻子的缘故。


从我“文革”记事,父亲就是一个模样:永远剃光的脑袋,腰间一根烟袋,瘦消的肩上背只粪筐,早晚的村前村后总能看到他捡粪的身影,高兴时能听到他啍唱几声京剧、吟颂几句诗词。父亲在生产队菜园里种菜,六七十年代,社员们都按自家人口多少去菜园里论斤分菜,父亲不识枰,于是,茄子黄瓜菠菜便由他按每家人头扒堆分。这也是他闻名三里五村的一则逸事。


知道父亲有文化,最先是叔伯们说父亲少时聪颖,私塾念过几年,年轻时当过记者。再则是缘于我家阁楼上有数个木箱子,少时玩耍上阁楼乱翻,箱子里满满的书让我从此不问西东,一放学便偷偷爬上去。直到有一天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他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的佩枪全身照,背面有“1948.北平”小字;一张是他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在战壕里写作的照片,背面有“1951冬于朝鲜清川江”字样。那天晚上趁父亲上茅房,好奇的我悄悄跟出去问,结果是头上挨了一烟袋锅子,并被保证不能出去乱说。


父亲有文化,还在于村校、镇上中学和县文化馆的几个老师经常来我家,和父亲谈词论诗。每到这时,我总是依偎在父亲怀里,聆听他们说古论今,远唐宋近明清。




那时的父亲还有一项固定“业务”,是给乡亲代写家书,谁家男人外地公伤死了,谁家女子在西安找了个对象,都由我爸爸代笔给人家去信指点。最热闹便是年前那几天,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新春对联都由老爸写,他的毛笔字闻名十里八村。这时候我家每天都是门庭若市。


父亲临到死之前,都没有给我们姐弟讲过他完整的人生历史。或许是他身上藏的秘密太多?或许是后半生被侮辱被伤害的太深?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父亲是个名“右派”,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那年11月的一天下午,村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念林彪叛逃摔死的文件。父亲则被两个民兵押在村东南角一间电房里,小学三年级的我也和父亲关在一起。第二天上课时,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张道明是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大右派,“地富反坏右”极其子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要防止他们里通国外……


那天放学,我一直追问爸妈,右派到底是个啥?老妈流着泪不做声,老爸说我还小,讲了也不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老爸喝了一瓶红薯酒,对着堂上的毛主席像号啕大哭,五十多岁的人,生生就是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眼前。


让父亲感到被迫害最深,是1976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这年9月,毛主席逝世,哀悼期举国不准娱乐。而父亲参与设计勘探的“引漭提灌”工程也恰时竣工。老家所在是黄土高原向中原平原过渡的结合部,岭上七个村子上万亩农田因缺水浇灌都是旱地,引我们村北的漭河之水提灌岭上土地,是几代人的梦想。1973年冬,岭上岭下八个村子集资开始修建这项工程。父亲是工程设计者之一,方案设计、请省上专家修改、打洞架渠,他凡事亲历亲为,居功至伟。工程竣工,岭上七个村子的乡亲代表非要请父亲喝酒以表感谢。父亲被拽到酒场,只是一个劲给乡亲们做躬打辑,连说“不适宜、不适宜”,酒没喝一口,菜没伸一筷,就匆匆回家。这一点政治敏锐性他还是有的。


不料,这件事被我们村小学校长举报到了县上。大队因此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批斗,父亲戴着两尺高的高帽,肩上扛着百多斤玉米,在台上站了两个多小时。目睹此景,少年的我半夜里拎一把锄头,要去校长家拼命,要不是被母亲和姐姐死死摁住,事情还不知道会怎样。谁都知道,校长是想借此上位大队革委会主任。


最苦的还是父亲,批斗会后回家那一夜,他满脸悲怆、一声未吭,备笔疾书到天明,为自己申诉,更对举国这貌似激烈的阶级斗争提出不解。此前,为乡亲脱贫、为农村发展,也为自己平反,他不知给县里、省里和中央写过多少封信。


父亲平反,是1978年底的事。之前两年他曾两次进京、两次去鞍山日报——他原工作单位申诉。其间申诉无门,又无钱住店,只能夜宿鞍山火车站候车室。适逢海城大地震,车站候车室震塌了半边,所幸他只被砖块砸中,捡回一命。灰头土脸的父亲回家就生了一场大病。


1979年新春,父亲被组织接到北京,后又去了鞍山。半年后再回故乡,换了一副模样:光头成了背头,一身灰的中山装,笑声都变的爽朗了。组织安排他或当专员或去省里工作,举家迁北京或迁郑州。父亲却一概谢绝,只愿再回鞍山日报发挥余热。可母亲跟着父亲大半辈子担惊受怕,坚决不从,只愿在家乡终老。那时,哥、姐都已成家,父亲只带着我这个还在上学的小儿子到了大东北。那时,我还没有出过远门,连大火车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在北京、在鞍山,父亲的名字是“张实”。这是他参加革命时用名,家乡的大名在这里无人知晓;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使满世界大渣子东北普通话相形见绌。这让在父亲身边长了17年、听他讲了17年河南话的我惊奇又新异:感情我的爹,您还有什么是儿子不知道的呀。


大约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父亲还想续写不老的余生:管报社、当记者、写杂文。可这时61岁的他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他的级别,报社说无法(或根本不想)安排合适职务,尽管他一再强调不在乎这些;写杂文,报社说没合适专栏刊发。最后给他一个“顾问”衔。怏怏的父亲“顾问”的只有小儿子的学习;再有,就是到报社资料室一坐一整天,一遍遍看他五十年代报载的几百篇杂文沉思。


这年底,惆怅的父亲坚辞“顾问”,退休回乡,随身的只有一台老战友送给他的收音机。此后一年多里,累年淤结的胃痛折磨着他,可他除了捡粪种菜,就是抱病写作,要创作一部描述家乡脱贫巨变的大部头小说。除了一台收音机、一份《参考消息》,此刻的父亲已远离了他曾经钟爱的新闻工作。


1981年4月初,胃疼吐血的父亲住进县医院,行胃溃疡探查手术,打开腹腔,发现癌肿竟从胃部转移到肝脏。当医生的堂嫂伤感地对我们姐弟说:“手术无法切除肿瘤,把四伯接回家吧,老人家恐怕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了……”




术前,我已从东北匆匆返家,闻听噩耗,顿觉天塌地陷,背着尚不知情的父亲,痛哭了一天一夜!打我记事,慈祥、坚韧的父亲真真儿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呀!为何苍天不假年?过早来取父亲的性命?


接下来的日子温馨又伤感。我们姐弟把父亲接回了家,我决意地请了长假,陪父亲走完最后的历程。搀扶他晒太阳、端水喂饭、嘘寒问暖是我每天的作业。如果精神好,父亲则和我聊些文学掌故、为人处事、写作方法之类的闲话。有一天,我开玩笑试问他的过往:您要不讲,百年后儿子在您的墓碑上咋写?父亲虚弱地摆摆手:讲啥?那时候干革命能活下来就不错了。问他被打成“右派”的冤苦,父亲却喃喃地反问:爹娘打错了儿子怎么办?怎么办?说完便低下头再不言语,看得出,老爹是百感交集。


1981年7月4日,农历六月初三清晨,父亲在全家人的泪眼中,走完了他不到64年的人生历程。逝前一天,父亲召我到床前,老泪纵横:“爸爸一生经历了太多,做地下工作的有些经历只能烂到肚子里。现在除了书没写完,我最放不下的是你,你还没长成,又远远地丢在东北,以后的路只能靠自己……”19岁的我被爹说中痛处,泪水滂沱……


造化弄人。三年后我不仅接承了父亲年轻时的职业,也在鞍山日报当了记者。


工作之余,追索父亲的历史,一直是我心头的大愿。在鞍山日报政治部,我向一位前辈询问,她说,你父亲的档案报社只有一小部分,据她在我父亲平反时外调所知,大多还在中央的组织部门;在北京、武汉、西安,我和哥哥向多位父亲的军内外战友打听,老友们回忆的也多是当年与父亲共事的历史片断。


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也只能以时间穿起他老人家无法完整表述的一生:


1937年,在宝鸡一家纱店学徒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年19岁;

1938年,在西安,由解放后成为我党高级干部的黄敬介绍,入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北战时工作干部团学习。次年与黄敬等一干进步青年被特务抓进国民党临潼模范监狱;

1940年,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转入地下工作。以生意人或报馆记者身份做掩护,先后在张家口、西安、武汉、上海、台湾等地从事地下党工作,帮助我党干部打入到国民党军队,营救在日伪占领区和国统区暴露的地下党员,上传下达党的有关指示,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主要内容;

1948年,父亲地下党身份暴露,从上海经天津到河北涿县,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随即分配到华北野战军城工部,参与策反著名爱国人士、原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源(晚年时父亲偶尔提及此,无不惋惜地说:何先生那时不听我劝告,执意不肯搬离老宅,以至家中被国民党特务安置的定时炸弹引爆,何的小女儿被炸惨死。);

北平和平解放时,父亲在平津卫戍区北平纠察总队任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有父亲的身影;

194910月底,奉调西安筹备解放军19兵团军政干校的父亲,却代理了18天陕南镇巴县的军代表县长。

195010月,父亲做为第19兵团先遣人员之一,秘密入朝,为抗美援朝做前期准备,两个月回国;19512月,又随大部队跨过鸭绿江,担负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记者的报道职责;

1954年,父亲受命转业,派往鞍山日报工作,加入共和国振兴大东北的滚滚浪潮。他去的义无反顾,留下11岁的姐姐北京,交由战友照顾。却不料,195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终结了父亲忙绿的半生:开除党籍、回乡接受改造……


那一年,父亲才39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年龄。这顶让他痛彻心扉的“右派”帽子,整整罩住了他此后余生的25年!


25年!人生,有多少个25年?!


父亲去世后的1985年冬,我从鞍山返乡过年,途经北京看望父亲的老战友林景丰、唐筠夫妇,他们都是当年父亲在华北军政大学的同学。唐阿姨说:“你父亲1949年的三四月份曾受派遣,秘密护送我党几位干部去台湾做地下工作,其中一位是我们一个女同学陆余的新婚丈夫。去年陆余到北京来,提起你父亲不无怨气。她等了丈夫一辈子,前两年才得知,丈夫1951年就在台湾国民党大搜捕中被捕遇害……”


我心戚戚,蓦然心惊:父亲临终前所说要烂到肚子里的事,可指的是这些事情?相比于陆阿姨和她的丈夫,父亲的境遇或许算不了什么。日月变幻,个人的悲苦在大时代面前,值或不值?料是堪堪。


02

 

说说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从小命苦,跟了我父亲后又遭了大半辈子苦的苦命女人。


母亲大名程敬英,和父亲一样,都是坡掌村人。程家虽是村里仅次于张家的第二大姓,可母亲与生俱来,活脱脱就是一个在苦海里腌过了的女人。



母亲出生就是个遗腹女,一辈子没见过自己的爹。孤女寡母相依为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贫穷的豫西北,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还不算,母亲的父辈哥四个,两个叔叔不务正业,早年间便拉着一帮地痞村邻上北山当了土匪。母亲的爹死后,孤女寡母栖居的三间西厢房被两个叔叔惦记,三天两头上门来指桑骂槐,逼嫂子改嫁或滚回娘家,不然就要把年幼的我母亲沉井。好几次,几岁的母亲都被两个叔叔拖到井沿,得亏长房大伯相助,这棵苦苗终于活了下来。母女俩成天提心吊胆,过着永远看不到希望的日子。


17岁上,即1936年,经张程两家长辈做媒,母亲和父亲结婚成亲。程家在村西,张家在村东,母亲家里一贫如洗,只是为了少个人吃饭、少受人欺凌,才嫁到人丁兴旺的张家。


父母亲虽打小相识,但彼此没啥印象。父亲少时念过私塾,满脑子新奇思想,本就看不上一个大字不识、缠一双小脚、一脸倔强的母亲。成婚没几天,父亲借故跟人学做生意,不辞而别,径直跑往西安,事后才托人告诉了家中双亲。而少言寡语的母亲信奉“嫁鸡随鸡”的古训,咽下泪水,从此就跟着公婆和兄嫂终日劳作,只有闲暇时才偷空回到村西头,看看自己的娘,说说心里的苦。


可怜我的母亲!婚后第二年8月,无微不至照顾着她们娘俩的大伯被进占豫西的日军流弹打死。第三年冬天,生她养她19年的娘也在穷困交加中撒手归西。而母亲,除了公婆一家已毫无依靠。


1942年底,在外漂泊多年的父亲顺道回到老家,看望双亲。尽管与母亲没有太多的言语,毕竟还是年轻的夫妻,他们有了短暂的团聚。这之后,父亲离家九年音信全无。当时的豫西,旱灾、水灾连年不断,1943年更是爆发了特大蝗灾,庄稼颗粒无收,此外还要应对日本鬼子无时不刻的袭扰。无奈的乡亲们整村整乡的纷纷外出逃难。


家中早已揭不开锅,树皮都被剥光,观音土成了救命的粮食,连片的村庄尸倒成片。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也随公婆兄嫂离家逃荒。三年里,一家人穿王屋、爬太行,风餐露宿,从山西榆次辗转陕西宝鸡……兵慌马乱中,看尽人间炎凉。


1945年,一家人流落到在西安,本以为能打听到我父亲下落,一家人好有个安身之处。可找遍了西安城,老乡们都说我父亲早已不知去向。他们哪里知道,父亲这会儿正在武汉、上海间从事地下工作。在上海,一位做布匹生意的老乡刚从老家回来,那老乡说:“咱村的人差不多都跑光了,你爹娘带着一家外出逃难好几年了,一直没音信。”父亲心下喑然。使命在身,身不由已,他惟有祝愿双亲和一家人平安度过乱世。


但在西安城,我的爷奶遍寻儿子不见,绝望地以为我父亲已不在人世,可又不敢也不知咋对我母亲说。晚年时的母亲曾不无凄凉地回忆起这一段:“那些年吃不饱也就罢了,心里时常是七上八下的,想你爸爸会不会真的死了?你爷奶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等等吧,等等吧,顶柱(我父亲的小名)命硬,不会死的。’”


到了1946年,年景稍好,爷奶带着全家回到了故乡。越发沉默寡言的母亲牵着我年幼的姐姐,心中怅然:男人生死两茫茫,以后的路该咋走?母亲想过改嫁,爷奶也侧面问过,一来张家舍不得这个在家能做饭、下地会干活的媳妇,二来我姐姐那时才五六岁,就是再嫁也是苦了孩子。罢了!罢了!进退两难的母亲抱定决心,生死在张家,大不了当一辈子寡妇!日子就这样在一天天的煎熬中度过。


熬到了新中国的解放,熬到了喜从天降:1951年年底,从朝鲜回国的父亲终于在阔别九年后现身故里,返乡探亲。小村庄为此沸腾:张家儿子当了解放军,还是个挎手枪的大官;张家大门上挂上了“光荣军属”牌匾……爷奶的腰杆顿时直了许多。而没人知道,母亲那颗盼了九年的心却没有热过。

自打进家门起,父亲只跟她打过一声招呼,然后再无话说,不是爷奶再三相逼,父亲连母亲的房门都不肯进。一个在外闯荡多年的文化人,哪会瞧得上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或许是高堂父母私下的责骂,或许是父亲自觉道德上难安,反正,父亲想要休了母亲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




这对婚后仅团聚遇了两次的年轻夫妻,心中都有一道深深的沟壑。


对我母亲而言,这种伤痛更甚。多年后,陪母亲唠家常时,老太太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你爸年轻时不是个东西!他走南闯北不顾家,高堂父母、你姐你哥都是谁养?家里地里,什么活不是我干?……”是啊,父亲追求的可能是志同道合花容月貌的爱人,母亲需要的却是持家过活的顶天男人。这对人天生就不同八字!


做为儿子,我艰难地写下这一段,委实感到对父母是一种大不敬,可那时父母的感情的确就是这样!远在天国的双亲,或能原谅儿子在今天还要评判他们的私情。


1952年底,我哥哥出生,远在北京的父亲没有表现出过多的高兴,只是寄了几十块钱回家。次年,大约是为了弥补心里的不安和父爱的缺失,父亲回乡把11岁的姐姐接走。从此,他与家中的联系只有时断时续的书信,间或寄钱回家,也均由伯父接收,而伯父则认为兄弟给的钱是给全家用的。母亲的手中,从没有收过父亲一毛钱。母亲的心,已经彻底死了……


时间不觉到了1957年。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偏安一隅的故乡似乎仍一片安然。第二年春上,因言获罪的父亲戴着“反党集团大右派”帽子黯然回乡,除了几大箱子的书籍,再无长物。


平静的村庄再次哗然:这个张家老四,几年间一天一地判若两人,到底演的是哪出戏?倘说彼时心里有丝丝暗喜的,恐怕是我的母亲:你到底还是回来了!世上这大,你也再无可去之处了吧?!


1958年的初春,北方的小村春寒料峭。受了巨大侮辱的父亲百思无解,想不通为党奋斗多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为党提出铮言,怎就因为几篇杂文被开除党籍、遣送回乡?无休止的批斗、村人的白眼和指戳,加上之前对我母亲的种种冷漠,让父亲无脸见人,百感交集。他决意投河,以死明志。


冰冷的蟒河水没让父亲的意图得逞,他郁结的痛苦在我母亲的怀中散开。母亲用她的瘦弱的胸怀捂着半僵的父亲:“别想太多了,坡掌村就是你的家,他们还能把你打到哪儿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就是……”不知道父亲那时的心境,只是从此后,他的心地慢慢平复,与我妈妈的话语逐渐多了起来。


一个农妇也可以改变世界!大字不识的她没有、更不会用如今“三观”什么的名言睿语,收复了自己的男人。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做为家中最小儿子的我出生。父母这时都已45岁,在农村算是老来得子。相比于分别长我20岁、10岁的姐姐哥哥,我是幸福的,得到了全部的父母之爱。


少时的我,有父母的呵护,有姐姐哥哥的关爱,除了整日的红薯玉米让肚肠抗议外,生活无忧无虑。只为我们兄弟的学习,母亲和父亲则总是争个不休:哥哥读完了高小便辍学回家务农,一来家贫无钱供,二来家中也多一个劳动力。妈妈对我学习好坏也少有关心,认几个字就足矣;爸爸却认为我有读书天赋,非逼着学出个样子。妈妈前半生受够了识字的父亲对她漠视之苦,认准了读书人没几个好东西。每吵及此,母亲便以父亲为例,这时的老爹再不吱声,他能说什么呢?母亲尽管原谅了他,心中的怨却没有消除。



农家的日子清苦平淡。及至文革,父亲除了挨几场批斗,书被抄走一些外,倒没受多大伤害。农闲时,母亲纺棉织布,一家人的穿着铺盖,全靠母亲一双巧手、一双小脚纺出来织出来。而父亲要么就着油灯看书,要么坐在屋檐下拉一段二胡。诉说苦闷,打发时光。


1970年,在西安的远房堂叔利用招工机会,把年刚18岁的哥哥带往陕西,当了一名铁路工人。脱离了农村的劳苦,吃上了商品粮,母亲起初很是高兴,但哥哥的来信里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整日钻山、放炮打洞。母亲的心从此揪着放不下,逼父亲马上给我哥哥写信,嘱他小心再小心。父亲也着急,去县书店买了《铁路工人安全知识》、《隧道安全》之类的书籍,迫不急待地给哥哥寄去,让他认真地学,书信更是三五天一封,嘱咐再叮咛……若干年后,我们哥俩谈及,哥哥大为感概,从小爸爸待我不亲,那些年爸爸给我写的书信之多,让我终于知道,父子终究还是情深。


舔犊情深,天下父母无不爱自己的子女。


1974年,我姐姐生了女儿后,不幸得了肺结核。那时节,这个病治不好会要命的。父母寻遍医生,终得一偏方:冰糖炖银耳,服上一年可治。家贫如洗,即便冰糖好买,银耳上哪儿弄去?母亲着急哭泣,父亲再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则买了本《银耳种植》,依葫芦画瓢:刨了自家上十棵碗口粗的榆树,锯成两尺长的木方,剥皮消毒后,在木方上打出一个个铜钱大、寸半深的小眼儿,把买回的银耳菌种和着锯末轻轻塞进眼子里,然后把木方摞成一个个“井”字。每天两次洒水,半个月的精心呵护,宛如雪绒般的朵朵银耳便开满了整个小院。父亲把姐姐从婆家接回,母亲则不辞劳苦,每天给姐姐炖两碗银耳,雷打不动。八个多月的精心调养,姐姐的病终于痊愈。


我们姐弟三人对父母的称谓也很有意思。我和哥哥喊“爸、妈”,惟有姐姐叫“爹、妈”。求证母亲,她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只说你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叫起来的。是姐姐做为长女受的苦最多?还是父母对她的恩情格外深?我们姐弟至今不明就里。


父亲后半生的蒙难,成就了母亲的说一不二,和性格上的过度执拗。哥哥到了成婚年龄,母亲不征询他的意见,就在邻村说了一门婚事,然后写信让哥哥从西安返家上门提亲。可以想见哥哥的恼火:今后一辈子的两地分居,母亲为他考虑过吗?哥哥不回信也不返家。第一次上嫂子家门,是刚上高中的我提着一篮子的糖果被面代他去的。


母亲的道理很质朴:家是你们永远的窝,不能娶了媳妇就忘了家!看看你爸……我不知道母亲这样做有无私心。但在以后的岁月里,的确是贤惠的嫂嫂在乡间陪着孤独的母亲,为她养老送终。只是苦了哥哥,终究没有拗过母亲,过了几十年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直到快退休时才得团圆。


及我成年,父亲已经故去,母亲那种关怀和倔强让我深深领教。1983年我当了记者,返乡过年不经意间说起,竟引得母亲勃然大怒,不惜以断绝母子关系相胁,非要我辞了这个职业!她太怕我父亲的悲剧在儿子身上重演。那年离家,母亲崴着小脚,直送我到五里开外,再三叮嘱,做个工人就挺好,千万不能干你爸爸那个职业。以后直到临终,母亲都以为我是个工人。


我结婚前,母亲又在家乡奔波,为的是要给我置办一座院地。托人、送礼、说情,经过两年周折,终于划了一所宅基地给我,母亲再三嘱咐“等你退休了一定回来!”。她心里一直倔强地认为,人生圆满就是叶落归根,家,是永远的避风港。“你爸爸恁风光,最后还不是被赶回了老家?”


可以想见,父亲前半生对母亲的冷漠,以及他后半生的悲剧,是母亲心中永远也解不开的疙瘩。让老伴和子女们远离报纸、远离记者这个行当,是不识字的老太太固执守护的屏障。


晚年父亲平反,想订一份《参考消息》,在当时,县团级以上干部通过报批才能订阅这份报纸。父亲的报告批了一圈,待邮递员上门收款时,却被母亲断然拒绝。最后闹到县委书记亲自上门劝说,方勉强应允。母亲的倔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逝世三周年忌日,母亲不问我们姐弟,就把父亲后半生写的几十本文稿和几箱书籍,一股脑拉到坟头烧掉。漫天的纸片随风灰飞烟灭去,母亲的心这才最后释然。或许,直到这一时刻,这把火方解了苦命老母亲一辈子的恨!


日子长流,母亲渐渐老去,心底里对父亲的怨也随着岁月慢慢淡去。从我父亲去世时起,国家开始给母亲发放干部遗属补助金,每月一次,邮递员在我家门口喊一嗓子:“程敬英,领钱!”这一固定的程式延续了以后的27年。晚年的母亲,时常倚着拐杖,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和老街坊们聊天,偶尔也会说道:“这辈子我多少还是沾了老东西一点光……”


母亲是伟大的!她忍辱负重,男人风光时,瞧她不起,男人遭难时,她相陪共度余生;母亲更是坚强的,无论世道咋个变幻,她用羸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母亲的命也是好的,她以九旬高龄,熬见了子女成长,熬到了云开雾散。


2008年农历9月13日,母亲安祥离世,享年90岁。


呜呼,我的爹娘!


愿天国的父母幸福绵长……

                 

谨以此文献给百年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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