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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居然重建过!老北京也不知道的秘闻

吃喝玩乐爱北京 2021-01-10 15:09:55



  若要问起天安门建于何时,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标准答案是,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15年,即公元1417年。但现在矗立在祖国心脏位置的天安门,精确的建筑时间是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


    这段时间里,天安门被罩在一座当时世界最大的大棚之内,拆除、重建的浩大工程紧张进行。每天沿着长安街上下班、从天安门脚下路过的北京市民,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的员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建筑竟然经历了一次拆除、重建的过程。仅仅112天,曾经年久失修、不堪重负的天安门变成了焕然一新、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


    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 场,在无数人的眼皮底下,天安门不为人知地涅槃重生。 直到今天,天安门的这次重建工程仍鲜为人知。



 “消失”的天安门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最标准的天安门留影构图。记者眼前的这张照片就是如此,四个年轻人处在画面中央,只是他们的身后,熟悉的天安门不见踪迹,而是一座巨大的席棚。



    这张摄于1970年1月的黑白照片,是天安门纪念品收藏和研究专家闫树军最宝贝的照片之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闫树军收藏的天安门照片已有20000多张,却对这张看不到天安门城楼的留影情有独钟,他说:“这是40多年前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一。”


    按照天安门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天安门应该刚刚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的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没有天安门的瞬间。他们和绝大多数被那座席棚遮挡视线的人们一样,只是把那种遮挡当成天安门的一次维护修缮。


    殊不知,席棚之内正在进行的,是天安门整个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


    那时的天安门,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修缮就能维护好的了。到上世纪60年代,历经几百年风霜岁月和数次自然灾害的天安门城楼,建筑结构已严重损坏变形。参与当年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读来令人心惊:“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门检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天安门城楼的明间西次间前围金柱(此柱直径1米、高12米)10米处柱髓心糟朽,直径已达80厘米……”



天安门大“体检”时发现的炮弹洞。



   上世纪60年代初,孙永林就开始参加天安门城楼的例行安全检查和加固维修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之前,他都要提前一个月进驻天安门,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离开。


    检查过程中,孙永林还发现,天安门城楼的中脊檩居然多处使用了旧杨木材。这种木材材质非常差,连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使用,为何却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要害部位?闫树军说,可能是清朝末年国力衰竭,国库虚空,只好拿劣质木材用于修缮,也可能是当年负责修缮的工匠偷工减料……无论是何种原因,屋脊上的劣质杨木,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2级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地区,天安门城楼的损坏变形更甚,加剧了天安门城楼的危险程度。同一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天安门城楼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更多的铁箍、钢材进行加固,以至于城楼内部负重累累,当时的一位技术人员直言:“加固用的铁件之多,甚至超过了楼顶自身的重量。”


    不间断的小修小补已经无法根治“病体沉疴”的天安门城楼,一场彻底的大修迫在眉睫。


    为保证城楼安全使用,1969年,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


    作为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天安门一砖一瓦都干系重大,不能擅动,更何况是拆除重建。闫树军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而且中苏关系也比较紧张,重建天安门城楼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外人获知天安门重建会做出怎样的理解极为敏感。因而,天安门重建工程被定为“秘密翻建”。为保证工程安全和机密,施工期间整个城楼被围了个严严实实。


    于是,这段时间的天安门留影中,天安门城楼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门不为人知地“消失”了。



三种翻修方案



 1969年的天安门留影。此时,重建天安门城楼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



    和翻修建议一起提出的,还有天安门翻修的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保持原有古建体形,保留红色旧城台,全部使用木材对城楼进行彻底翻修,并对个别木构件进行加固;第二种是保留红色旧城台,拆掉现有城楼,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第三种则是将城楼和城台都拆掉,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在城台内部增设人防空间。


    其实,无论按照哪个方案,天安门城楼的“翻修”都已经近乎“重建”。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


    那么,三种方案到底采用哪一个?闫树军介绍说,在当年“备战备荒”的氛围下,第三种方案“增设人防空间”的设计,一度吸引了决策者,但考虑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缮等因素,检查小组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该方案唯一的缺点是防火性能差。


    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会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给国家计委和建委。报告中明确“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即第一种方案。



1970年“五一”,一家人在天安门前留影。她们身后是刚刚重建的天安门城楼。



    报告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详细施工计划:1968年5月至9月,预制柱、枋、斗拱、门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准备工作;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拆除旧城楼、清理场地,11月至1969年4月,苫背挂瓦,“五一”节前拆除施工架并做好南面门脸的油漆彩画,争取不影响“五一”节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内部及两山后檐的油漆彩画,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前全部竣工。


    工作人员没想到,计划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庆后两个月才真正开始动工。


    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


    天安门城楼共需60根柱子,每根长度都要达到12米才能将整个木结构的城楼支撑起来。柱子最粗的直径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辆15吨卡车只能拉一根柱子。


    其中,13根大柱一直无法到位。这些大柱的底部直径有93厘米,上部直径是84厘米。这还是成品,原木的直径至少要1米多。这样大规格的木料,当时国内不生产,必须从国外进口。


    “本来大家还希望外贸部能与国外联系解决,但谁也没想到国外回复说,这13根木料当年解决不了。”早已退休的杨贺林回忆说,这就彻底断绝了1968年开工重建的可能性,“国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国就得3个月,到了还得烘干木材、做防腐处理,根本来不及。”


    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9月22日指挥部办公室致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组长杜春永的紧急报告上,可以看到杜春永焦虑的批示:“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


    可惜,缺乏关键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无可奈何。国庆节后的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被报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迟至1969年国庆节后。




城楼上拆出个宝盒



  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是拆除旧城楼。


    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年,要“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地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拆楼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个结构细节。


    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古建筑的机会太少。许多在古建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过参与乃至主持类似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作,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又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天安门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卯榫组合起来。


    这么复杂的工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施工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并请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嗣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照片。最后,根据草图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才算彻底弄明白。因为城楼是完全对称的,搞明白了一个角的内在结构,整个楼就不难明白了。


    真正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城楼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天安门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天安门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部件细心查看,逐一实测。


    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叶容溪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


    “宝盒就在天安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叶容溪回忆说,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但里头的元宝记得很清楚,光泽不是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个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粮。


    闫树军告诉记者,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的所谓“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粮和朱砂,则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



木料


    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料,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


    在1968年重建天安门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米,实际施工中,这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


    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天安门,孙永林、叶容溪还被派去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箭楼时,拆出了八百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门,只好停工进行考古发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该做的工作,工作人员才接着拆城楼。结果,拆下来的木料虽有一些上好的金丝楠木,无奈尺寸太小,根本没办法二次利用。


    后来施工时,倒是此前东直门拆下来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场,被改做天安门城楼的斗拱和门窗。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斗。


    据杨贺林介绍,施工接近尾声时,又发现还差几百根椽子的木料。这时再从国外进口肯定来不及,还好在海南发现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时间运输,起码也得半个月,最后还是通过总参跟海南军区沟通,才临时加急,特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天安门城楼重建所需的最后一批木料运到了北京。


    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还是依靠从非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坚,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做了一辈子木工的孙永林说,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


    尽管重建工程已经比最初的建议推迟了一年多,但工程时间依然很紧张。一般来说,新木料必须干燥之后,才可以用于建筑,但因为时间短,进口的新木料运到负责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厂时,含水率还基本都是饱和的。据孙永林回忆,做柱子用的大圆木拉进暖和的工棚时,含水量很高的木头慢慢解了冻,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甚至还会往外冒水。


    这样的木料无法直接利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法上漆。漆会把水分锁在木料里,造成内部朽烂。水汽往外蒸发,又会把木材表面的漆顶起鼓包,造成漆皮剥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驳的柱子当然不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怎样才能让木料快速降低含水量?有人提出,可以在1米直径的大圆木上,顺着立纹钻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通眼,以便木料内的水分更快散发出去。说干就干,工作人员开始尝试打眼,可是,一根柱子长12米,打一个眼就得好几天,再等它自然风干,时间进度绝对赶不上工期。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没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一层三合板外衣。三合板与柱子之间留出几厘米的空间,能有空气流动,让柱子慢慢干燥。红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


    靠着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艺,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洁圆润,和原木一般无二。直到几年后,大柱完全干透了,这些三合板外衣才被脱下。



有人建议画上工农兵



天安门重建后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一直保留至今。



    天安门重建不仅仅是一座城楼的重建,有太多工程之外的因素、细节需要细致入微地把握。技术上的难题,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工匠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有些环节,看似细微,却需要中央定夺。


城楼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有人认为,“仙人走兽”装饰和城楼上的“金龙和玺”彩画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天安门既然重建,就应该具有新的革命意义,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宝塔等取代龙。


   在1968年的档案文件中,有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拟采用延安图案”的意见,与延安图案同时提出的,还有“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备选图形。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只好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搞龙的嘛”,并在报告上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西番莲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正脊两端制高点上的龙吻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过,“西番莲和玺”彩画和檐头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还是给城楼留下了历史的特殊印记。


    

    “长高”的新城楼


    无论是原料,还是施工条件,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可谓困难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初竣工,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


    更难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时间内,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而且按照9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


    熟悉天安门城楼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精致小巧,对称于大殿两侧,又与整个城楼融为一体。这两间小耳房实际是电梯间,西侧的电梯安装于1952年,东侧的电梯就是此次重建期间新修建的。


    闫树军介绍说,整个工程涉及了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施工高峰时期有2700多人同时参与各项建设。现场施工一步紧接一步,一环紧扣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在当时确属罕见。


    重建工程竣工后,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不过,验收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还是让指挥部吓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4月,指挥部成立了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检测验收,测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鸣叫起来,现场顿时万分紧张:按照设计图,斗拱所在的地方并没有任何金属,难道有人搞破坏?拆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一把木工扁铲被无意中遗留在了里面,真是虚惊一场。




1970年5月天安门城楼重建竣工后,部分设计人员与大木作师傅留影。



    值得一提的是,对天安门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重建后的天安门“长高”了。闫树军解释说,按照测量数据,新城楼的确比旧城楼“长高”了87厘米,但也可以说没有长高。


    原来,中国传统建筑都是木结构,整个天安门城楼屋顶的重量都压在梁柱结构上,又经过几百年的风霜雨雪和几次地震,城楼本身已经在积年累月的压迫下变了形,从而使总体高度矮了一些。“这就好像人到了老年,会比年轻时矮几厘米一样。”他说,这次重建,其实是考虑到木结构建筑特有的规律,通过适当加大斗拱斗口的尺寸,将天安门恢复到了几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看来,就会觉得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似乎“长高”了。


    1970年4月11日下午,周总理第一个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视察。于祥春至今记忆犹新,“总理从东马道登上城楼,详细听了工程情况和汇报,然后从西马道下来,还跟我们工人握手,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得这么好,这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确是个创举……’”几个月来一门心思都是把活儿干好的工人们,人人兴奋不已,高兴得直呼“毛主席万岁”。

    

    十几年后的1984年,天安门城楼再次修缮。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拍板,此次重建绘制的“西番莲和玺”彩画被改回了传统的“金龙和玺”彩画,天安门城楼的彩画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


    到了1988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天安门城楼顺应民意正式对外开放。


    时至今日,曾经神秘的天安门城楼,每天接待的游客都络绎不绝。而曾经被视为机密的天安门城楼重建往事,也成了当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寻常的陈年故事。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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