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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记忆(上)——筹建北京天文馆往事

天文爱好者杂志 2020-11-05 11: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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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记忆

筹建北京天文馆往事

选自《畴界老牛回忆录》陈遵妫   遗稿     陈永汶整理







1

接受任务


       1955年春,我在上海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徐家汇观象台工作。意外收到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吴有训二位副院长的联名信,邀请我到北京来,担任馆长,负责筹建一个新的天文机构——北京天文馆。信中还特意说明:任务完成后,仍回科学院。语气十分婉转,完全是商量的口吻。

        我曾在1935年的《宇宙壮观》中谈及过假天仪。1923年德国蔡斯厂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天象仪,当时称为‘假天仪’。随之,建起了第一座‘假天馆’。高鲁和张鈺哲很早就撰文介绍过。我们那时就期盼也在中国建座‘假天馆’,“为着启发民智,破除迷信”。

         1951年,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并参观耶那天象馆,这次参观给代表团留下深度印象。回国后,代表团提出在国内建馆的建议。1953年,张钰哲随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后,在他写的《苏联天文学专业考察报告》中还着重提出建立天象馆的建议。1954年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用财政预算节余的400万元,作为筹建天文馆和科学出版社的基金各200万元。不久,李元调到北京筹办此事,随即向东德订购大型天象仪和5吋望远镜各一套,供天文馆用。



       上述那些建馆的前期工作,我一无所知,收到两位院长的邀请颇感意外。

       我最喜欢新事物,总想干些没有干过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又想,我一生不愿意当官,这次却要当馆长,这不是有悖意愿吗?随即又自我解释:我是去搞科普工作,虽然有个“长”字,但不是从政,不能算是当“官”。

       在科学院上海分院为我召开的欢送会后,有人小声问我:“你搞了三十多年研究工作,现在要去搞科普工作,思想上没有波动吗?”

      “没有呀。”我如实回答,他觉得很奇怪。

       其实,两位副院长说“完成任务后,仍回科学院”,和此人的意思一样,怕我看不起普及工作,给我一个安慰。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本不是天文专业科班毕业,少年时期也不是天文爱好者。几十年来,除了编算天文年历外,我的大部分著书都是科普读物。这些读物引导了许多青年人进入天文界,后来成为优秀天文工作者的不乏其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党根据我在天文界的历史,让我来筹建中国第一座天文馆,给了我一个更大的舞台,会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任务,根本也不想再回科学院了。


       两星期后,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我走下火车时,没有想到有很多人来接我。过去,也常有人到车站接送,都是些熟悉的亲戚朋友。这次可不同,除了李元,其它人我都不认识。有科学院、全国科普协会的领导和一些年轻人。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真有种“走马上任”的“官”感觉。

       翌日,到科学院向两位院长报到后,正式开始筹建工作。我住在北魏胡同的科学院招待所,那时全国科普和科学院都在文津街办公,早有人为我在那里安排了办公室。

       我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就餐。吃午饭时人最多,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谈,煞是有趣。有一天,一位女青年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那天在车站接到你以前,我们猜想你一定是西服革履、戴金丝眼镜。很严肃,不苟言笑,说话摇头晃脑、慢吞吞的。”她还表演起来,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自己也年青了,充满活力。

        那时,我参加科学院院长级的政治学习,和他们坐在一起,有些不得劲。在学习会上,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发言最多,都是长篇大论,头头是道,有些政治术语我甚至是第一次听说;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发言要少些。而我更少,因为那时候我没学过马列著作,也没读过毛主席的书,生怕出洋相,不敢说。

       我曾经想提出要求,换个学习组,又不好意思。不过,也有好处,和院长们接触多了,彼此之间加深了解,后来筹建过程中多次超支,他们都及时给予财政追加。

       1955年夏天,等孩子一放暑假,我就回上海搬家眷。从此,我又在这座渡过青少年时代的城市定居了。



2

命   名

       我刚到北京时看到的全国科普协会的文件,都称此新机构为“假天馆”。在此之前,我只是从资料才知道天象仪的外形和工作原理,天象仪就是天文电影放映机,天象馆也只是一个天空剧场或天文电影院而已。所以英语中天象仪和天象馆是同一个词。


▲张钰哲先生在1932年11月号的《科学》杂志中发表了长达7页的文章《假天——最新式之天象仪》,对天象仪的结构、原理和性能详加介绍,并附有11张图解。后来此文收入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钰哲文集《天文学论丛》中。此图为《天文学论丛·假天》中的一页,图中左上角张钰哲纪念邮票为编者另贴。

       

       从接受这项任务起,我一心想的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天象馆,建立一个全新的天文普及机构,向人民群众宣传以天文学为主的自然科学知识,在青少年中培养更多的天文爱好者,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建馆方案。


▲北京天文馆建筑模型

▲建设中的北京天文馆,其主体建筑天象厅的底盘结构已初具规模(1956年8月28日拍摄)


       “名不正,言不顺。”要实现这个目标,名称特别重要。我坚持不要用“假天馆”“天象馆”这类名字。为此,全国科普协会召开过三次常委会议专题讨论名称事宜。

         我在会上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天象仪只是一种表演天象的工具,虽然我国过去没有这种先进的工具,但是只用这一种手段来普及天文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多举办展览、科学讲座、组织各种天文小组的观测活动、还可以搞些简单的研究课题……等等。如此众多的工作内容,“假天馆”是难以承受的。

       我极力主张称为“天文馆”这个名字,待各项工作都开展以后,慢慢向天文专科学校发展,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中级天文人材。我国幅员辽阔,一座天文馆是绝对不够的,将来要在其它大中城市多建一些,在全国形成网络。

       我的这些话引起很激烈的争论。“我看,就是建座“天文电影院”有什么不好,咱们本来就没有嘛,向老大哥学习现成的经验,就成了,何必独出心裁,叫‘天象馆’蛮好。”一开始,这种意见最多。还有人说我‘好高骛远’、‘好大喜功’。我只是听而不闻 、为之一笑。我心里很清楚:虽然,争论的焦点是采用什么名称,但是包含着更深远的意义。我不愿意走其它国家的老路,一定要据理力争。每次会前我都做好充分准备,实际上,就是不断完善我的建馆方针。


       终于,在第三次常委会上,竺可桢副主席最后拍板:“我同意陈先生的意见,就叫‘天文馆’。他所谈的工作内容和发展方向我也都同意。”

        会后,有一位常委问我:“‘天文馆’怎么释成英语呢?”

       “咱们先干起来,干好了,让他们作为中国的外来语再翻译过去吧!”

        不久前,我馆一年轻同事到美国研究宇宙化学,有人问及工作单位,他如实回答后,美国同行感到很惊奇:“在我们国家,天象馆是不搞研究的。”我听了真高兴,这就是区别,就是特色!

        最近几年,经常从外地传来好消息,他们那里的天文馆落成,请我去。我老了,去不成了,但是我特别兴奋。已有十几个省市共建有40多座中小型天文馆,上海、天津等大型天文馆也正在积极筹建中。我设想中的‘天文馆网络’正在形成。

        一项事业是不可能由一代人来完成的,感谢历史把我放入天文馆事业开拓者的行列,我很欣慰。看到当年设想过的前景逐步实现,其间发生过的种种不快,早已烟消云散。


3


选址·拨地·基建

    建天文馆的工作由四个单位领导:中国科学院——负责拨款;北京市政府——负责拨地;北京市科普协会——负责配备人员;全国科普协会——具体工作总协调。直接领导是中科院党组成员、全国科普协会的专职副秘书长彭庆昭同志。虽然是四个单位领导,但是并没有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事。后来,有人说是因为协调得好;也有人说:那是个纯真的年代,人们还没有学会这些官场恶习。不管怎么说,能在那个年代创业是很幸福的;回想起那段时间的工作,总是很愉快。


▲1954年9月中央文委决定筹建北京天文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办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及其北京分会共同进行准备工作。1955年3月决定北京天文馆属于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领导。1955年9月8日白露那天,北京天文馆筹建办公室成立。这是天文馆工作人员和天文学家及有关人士在北京天文馆筹建办公室门前的合影,前排左起为李元、孙致忠、席泽宗、陈遵妫、赵进义、卞德培;后排左起为李惠萍、关管德、刘卓声、王同义。

       很快,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建筑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一年前新落成的北京展览馆。我看惯了上海的展览馆,感觉到二者看似相同,但区别不小。一个是建在繁华都市中心,所以高大而紧凑;另一个建在城市郊区,所以宽敞而舒展。我更喜欢后者。

       我们站在动物园门口,向南望去。那里是一片茂盛的庄稼,长在高出地面约两米的岗子上。紧靠着这片庄稼地的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当时只有两条路线,一条通向市内,另一条向西,开往颐和园。


“我们怎么能上去看看呢?”

“我把车开过去,绕到后面,有条土路。”


        走到那里,我们才看清,原来在那庄稼后面,是一片坟地,旁边有个整齐的小院,住着守墓人全家。院子收拾得很干净,看来,他们世代守墓,很敬业。我的脑海中立即闪过一念:筹建处就设在这个小院里。

       我对这里非常满意,唯一缺陷是,附近有条东西方向行驶的铁道线,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我相信,首都建设一定发展很快,火车会搬家的。

       我兴奋地说:“这里好,周围环境开阔,很有发展前途。不久就会繁华起来,交通会更方便。面对动物园,游人多,青少年多,正好向他们普及天文知识;而且许多星座的名称都是动物名字,可以加深印象;莫斯科天文馆正巧也在动物园对面。将来,和展览馆遥相呼应,一个是尖塔,一个是圆顶,整体布局也很好。”


▲在天文馆的选址问题上几经周折。竺可桢副院长、吴晗副市长、彭庆昭副秘书长(全国科普协会)、李续纲秘书长(北京市文委)、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张开济总建筑师、宋融建筑师、陈遵妫馆长以及李元等人都参加了实地调查和选址。最初确立的馆址原则是: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并且有发展余地。考虑到天文和天坛在含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因此,第一次选址是在天坛公园内。当时天坛的总体规划尚未确定,而且如果建筑在祈年殿附近,观众来往既不方便,而且又可能破坏了这座著名古建筑的格局。后来又去鼓楼选址,想把天文馆的天象厅建立在鼓楼上面,但因建筑施工不现实,也无发展的余地而作罢。第三次又到什刹海选址,想利用北海后门斜对过的一块三角地,但是由于这个地区过小,拆迁民房的任务大势必影响施工进度,而且水位过高,会给天文馆的施工带来很大困难,也没有肯定。最后,选定了现在的西直门外大街南侧,北京动物园对面的一片空地上。这里的优点是面积大,搬迁任务小,交通便利。而更让筹建人员满意的是与附近的北京动物园和刚建好的北京展览馆相得益彰,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科学文化氛围。上图是陈遵妫馆长(右一)与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右二)、戴文赛先生(右三)考察北京天文馆的侯选地址。

       开始进行设计后,市政府又建议改在月坛里面,我再去和他们磋商,才最终确定现在的位置。我心中特别高兴,除了因为我的意见被采纳外,还有个埋藏于心中的秘密:大约四十年前,父亲在农商部任职时,就在动物园内畅观楼上班,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到那里去找他,再“顺便”看看动物们。

       我的整体计划通过后,就觉得原来批给的地皮太小,为此,我专门去市府办公楼,直接找吴晗副市长。他也是1951年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成员之一,参观过耶那天象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分管北京文教科技工作的副市长,中央决定在北京建立天文馆后,他始终大力支持筹建工作。


▲耶那天文馆,建于1926年,是耶那蔡司厂的样板馆,凡来蔡司厂参观,了解天象仪情况的,都要看耶那天文馆。北京市吴晗副市长也参观过这个天文馆,留下深刻印象。

       抗战期间,在昆明时,我就知道他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历史学家,但没见过面。在上海时,我听过他对民盟成员的一次报告,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很有感染力。

       他比我年轻许多,时值壮年,四十多岁。他中等身材,穿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袖口很随意地向上挽起。宽阔的额头发亮,头发已经开始谢顶,镜片后面是一双明亮的眼睛,智慧而坚毅。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交谈。

       他像老朋友似的请我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聚精会神地听我谈及天文馆的发展方向,不时点头微笑。当我说到打算逐渐发展成天文专科学校时,他打断我的话,让我停一下。他大步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很快叫来教育局长。我们三人共同研究起来,畅想前景,十分融洽。

       谈了一会儿,我赶紧说:“可惜现有的地皮太小,很难发展。”他又一次拿起电话,同时拿出地图,这次叫来的是规划局长。他只看了一眼地图,马上对那位局长说:“好,可以增拨到西面马路边为止,将来就把那条路称为科学路。”

      不到一小时,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推诿、没有扯皮、决策果断。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领导,真是既佩服又庆幸。

       吴晗同志含冤致死,离我们而去已近二十年。可是那天的情景和后来我们的交往,仍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很难忘却。


▲北京天文馆总建筑师张开济,1912 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1990年成为全国首批被建设部授予的“建筑设计大师”称号,2000年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天安门观礼台、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多个标志性建筑都出自他手。北京天文馆工程中,他巧妙地把室内外的雕塑和绘画与建筑结合为一整体来加强它的艺术性和民族性,为我国的建筑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天文馆的设计工作由北京设计院总设计师张开济主持。此前,1954年,他设计完成的天安门观礼台受到一致好评。听说由他来主持,我特别高兴。我对建筑、设计、美学等等一窍不通。我只是把天象厅、展厅、演讲厅、天文台、气象台和办公楼、宿舍等各部分的要求向他逐一提出,由他安排设计。其间,我们经常交换意见,相互讨论,合作十分愉快,因此,工作进展很快。


       正对大门的墙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曾经设想为磨石嵌毛主席像,即用各种彩色碎石拼嵌而成。当时国外一些建筑物很盛行这种壁画,国内还没有。斯大林格勒天象馆大门迎面就有一幅这样的斯大林像。我提出后,他说:“这种彩色碎石我国没有,要从意大利进口,还要花外汇。时间也……”

       “哦,不用了,不用了。另想别的吧!”我赶快打断他的话。

       第二天,馆内一位青年美工送来一幅他自己画的太阳日珥图,我感到很好,就马上请张开济过来。他也认为不错,就问何人所画。我如实回答,见他有些犹豫,我忙说:“何必非要出自名人。只要画得好,放在这里合适就行。”他见我坚持,而且一时又找不到更好的,也就同意了。


       此画正式放大后,命名《太阳的火焰》,再配上郭沫若院长手书的豪放诗句,真是气势磅礴、珠联璧合:




太阳,宇宙发展的形象,

新中国发展的形象,

科学事业发展的形象,

热火冲天,能量无穷,光芒万丈!


  一九五七年九月北京天文馆告成题此

郭沫若



观众步入北京天文馆的门厅,首先见到悠然自得地摆动的傅科
摆:在门厅穹顶的中央有一个圆孔,由一根长约10米的钢丝
绳,吊着一个100公斤重的铅球,不停地在黑色大理石的圆池中
摆来摆去,这是用来证明地球自转的傅科摆。上图是就是20世
纪50年代拍摄的观众观看傅科摆的照片,你看,时代的气息多
么强烈!

▲在天文馆正门东西两边的墙壁上有2块装饰的浮雕。东面是象征月亮的月神,西面是象征太阳的日神,这也就是代表白天和黑夜的意思。左图是少先队员排队等候进入天文馆的照片。拍摄于1957年国庆节,这一天,北京天文馆正式向观众开放了。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在大门两边东西墙壁上的日月神浮雕。

    开幕式那天,来宾们一迈进大厅,就被迎面的这幅画所吸引。人们凝神伫立,仔细地品味郭老的诗句。交口称赞这不同凡响的大门厅,当然还有天花板上鲜艳夺目的神话壁画和巨大的傅科摆。我和张开济相对会心一笑。

 

       天象仪的安装调试是在德国蔡司厂的工程师指导下完成的。我记得,先后有两个人参与这项工作,他们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和他们交往,很自然地让我想起一位老朋友——抗战胜利后,在紫金山天文台协助修复仪器的德国工程师雅可布,同样的认真负责。我又不禁想起和他一起喝酒的情景。

       我突生一念:趁两位工程师都在北京,请他们到家中吃顿饭。妻子听了,倒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家经常请客;只是有点紧张,怕做不好。我鼓励她:

      “放心吧,他们肯定没吃过地道的中国菜。你忘了,在南京时,雅可布一家人都爱吃你做的菜。你就好好显示手艺吧。”

      “是呀,雅可布全家回国前那顿饭,他们吃得多开心。尤其是他的夫人总是惋惜:在中国这么长时间,没学会做中国菜。”


       那时候真是商品丰富、物价低廉,妻子很轻松地就做了出一桌丰盛的菜肴。两位德国朋友十分惊讶:这么多又好看又好吃的菜,在家里就能做出来,真是不可思议!

      妻子笑了:“我们全国有八大菜系,同样的东西,各地厨师做出的菜,味道都不一样,各有特色。我做的只是家常便饭,说不上好吃。”


        接着,她又逐一介绍每道菜,叫什么、原料是什么……他们专心听着,几乎忘记动筷,我赶快提醒大家:“请、请,不要拘束,随便吃吧。”


       我记得,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汽锅鸡。对着这奇特的炊具左右端详,满脸疑惑、不得其解。我先请他们尝尝汤的味道,鲜美的鸡汤更增加了他们的好奇。我端起汽锅,让大家看清中间的喇叭形汽道,然后稍加解释,他们竟异口同声喊出:“蒸馏水!”随即,哈哈大笑,又同时拿起勺子往小碗里盛汤。


       那天晚上,气氛十分欢快,大家非常高兴。我相信,他们会记住这顿饭的。


       



本文作者陈遵妫(19011991)系中国现代天文学家、北京天文馆首任馆长。


陈遵妫


      陈遵妫(1901~1991)中国现代天文学家。字志元,福建省福州人。1901年9月16日生。

      1926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同年回国。从事天文工作五十多年,对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三十年代,他先后参加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凤凰山天文台的筹建工作。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天文学会总秘书、理事长、《宇宙》杂志总编辑等职务,主持过《天文年历》的编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兼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人。1955年筹建北京天文馆,并任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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